第139章 第139节 （3/4）

所以，对于劳工党来说，人民只能是无产阶级或认同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不可能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人民所主导的政治必然是反对压迫的，人民所主导的经济必然是反对私有制的，人民所主导的文化必然是健康而富有朝气的。

但是当人民没有觉醒之前，我们就需要一部分认同了无产阶级价值观的先进分子代表人民去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去改造社会和促进人民的觉醒，这就是劳工党存在的意义。

简单的说，劳工党不是人民，他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促进人民的觉醒，所以如何去促进人民觉醒，就是党的根本工作，革命并夺取政权不过是这一工作中的一小部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如何壮大人民的力量，如何让人民高度的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才是党的重点工作。

武汉这里的经济工作做的很不错，无产阶级的力量增长的也很快，但是相比起当前革命形势的高涨，其实人民力量增长的并不快，在经过了重新分地后，小私有者的数量增长的才是最快的，和小私有者的数量相比，无产阶级的数量连其零头都达不到。

正因为小私有者的数量是如此的巨大，所以武汉这里想发财的人比想要革命的人要多的多。假如不能扭转这一局势，那么代表这些小私有者的政治力量就会快速的成长起来，他们不是混入到党内来改变党的革命路线，就是在党外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反对党的小资产阶级联盟。

所以，改造小私有者，壮大公有制经济，就是党反抗小资思想侵蚀，保持在革命道路上前行的物质保证。改造农村的小私有者，光靠合作社是不够的，鼓励合作社向集体经济发展是必要的，不过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来说，这种改造是相当困难的，在教育普及到农村之前，农民是很难接受私有土地变为集体所有的。

因此在对小私有者进行改造的同时，加快壮大公有制经济就成为了必要，只有当公有制经济达到了一定规模，我们才能够压制住小私有者和私有制经济，促使国家的经济支柱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民只有要通过党的组织力量和公有制经济提供的物质支持，才能牢牢的掌握住国家机器，镇压国内的反动力量。

如何加快壮大公有制经济，我认为开发满洲、蒙古及外东北地区是关键，这些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且人口稀少，这就意味着但我们开发这些地区的时候不会引发小私有者的反抗，同时被迁移过来的新移民因为脱离了原先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进行集体主义教育。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些地区大量的建立起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国营牧场、集体牧场，国营工矿企业，那么就意味着当这一地区被开发之后，我们就至少拥有了几千万的无产阶级。凭借着这股力量，不仅中国革命将会获得成功、边上的朝鲜、日本和俄国革命也就因此受益。

而在开发这一地区的同时，也将是让人民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大好机会，我相信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到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

田均一感觉自己似乎又回到了日本那个夏天，听着对方谈论世界形势和中国革命的前途，这一次他依然还是只能做一个倾听者，不过比上一次好一些的是，这一次林信义讲述的内容他几乎都能听懂，不会如第一次那样只能先记住再说。

林信义说的这三点，实质上已经把当前中国国内外的形势都分析的很清晰了，田均一觉得自己第一次对当前形势看的如此透彻。而这三点也是互相联系的，按照这三点制定具体的政策必然是相辅相成，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正如林信义所展望的未来，满洲不仅不会被列强分裂出去，还能成为东北亚革命力量的输出地。一个工业化的满洲将彻底杜绝日俄对这一地区的垂涎，甚至还可能向日俄输出革命。

不过田均一还是有些担心的向林信义问道：“假如我们采取了这一方略，那么中日之间的关系是否会趋向于紧张？一旦中日发生冲突，以中日印为核心的亚洲经济圈子还能建立起来吗？”

林信义点头赞许了田均一提出的问题，他也觉得这一个问题确实很关键，从理智上来看，成立以中日印为核心的亚洲经济圈其实要比占领满洲对日本经济更有益处，只有顽固的农民才会觉得抢下一块难以开发的土地比建立良好的友邻关系和共同的经济体更重要。

只是，当前日本的当权者们几乎都是这种顽固的农民，在他们的脑子里，哪怕把抢来的土地烂在手上也比给自己的邻居强，因为自己吃亏了。俄罗斯人就是这种性格，所以俄罗斯的领土很大，但俄罗斯不会有朋友，每个邻居都想俄罗斯去死。

假如没有列宁的话，那么在1917年俄罗斯就会恢复莫斯科公国的疆域，列宁也就不用被某个普大帝羞辱出卖了俄罗斯了。当然这位普大帝连尼古拉二世都不如，尼古拉二世好歹还能动员500万俄国人打了三年，这位大帝连100万俄国人都动员不了，乌克兰人也终于成为了俄罗斯的敌人。

对于一群顽固的农民，光是理智的说服显然是无用的，所以林信义很是诚恳的对田均一回答道：“中日之间的关系应当指望中日双方的进步力量，而不是两边的顽固势力。中日两国一时的对立并不会改变亚洲革命的大形势，把中日两国的对立视为中日人民的对立才是需要警惕的。

当然，因为日本当前反动势力的强大，日本的进步力量显然是难以主导中日关系的。所以，一个能够从外部向日本施压的进步中国的力量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只要中国展现出了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能力和解放亚洲的进步性，那么日本国内的反动势力也会受到打击，日本人民也就有了觉醒的机会。

特别是现在，日本虽然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身上获得了一笔庞大的资金用于发展本国的资本和军事力量，但本质上日本依然还是一个农业国。这场战争已经把日本的弱点暴露了出来，虽然日本在海上击败了俄国舰队，但是日本的主力舰没有一艘是自己制造的，由此可见日本重工业的薄弱。

而战争中日本不断的在欧美筹措战争资金也说明了，日本根本打不起一场工业时代的大战，这就意味着日本并无单独征服中国的能力。因此，当中国提出不割地不赔款的平等和约和人民之联合的主张时，必然会对日本的帝国主义造成打击。

俄国也许不会放弃对于中国的野心，但他们一定会认同一份不割地不赔款的平等和约，并以此拒绝日本在战后赢得东北亚的控制权。所以，这一次的调停会议，即便中国不派人参加，我认为日本也很难从俄国手中获得什么好处。

日本的统治阶级为了这场战争极大的消耗了国内民众的热情和积蓄，据说国内的税率已经增加到了战前的三倍，而他们用来安抚民众的办法就是许诺从俄国身上获得极大的利益来补偿战争的支出。这显然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谎言，一旦谎言被戳破，日本现政府就会垮台。

所以，陆海军之间就会出现矛盾，毕竟大陆政策是陆军的国策，但是造成的后果却成为了陆海军的责任。我们要做的就是，塑造中日对立是陆军的责任，以中日印合作为基础发展亚洲经济贸易则是海军的主张，那么中日的对抗就不是什么坏事。”

听到这里田均一也松了口气，他总算了解了对方的思路，不过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略显惊讶的向林信义问道：“你还打算回去日本？以你现在的情况，回去真的不会有事吗？”

林信义思考了一下后说道：“我当然不会这样毫无准备的回去，只要选好了合适的时机，应该不会有什么风险。

重要的是，日本的社会情况和中印不同，日本的革命形势也就格外的复杂，可如果不能把日本拉上革命的道路，那么我们就不能掌握亚洲海上的控制权，中国和印度之间就会被分隔，亚洲革命也就很难联合起来。

所以，我们需要有人主导日本革命，至少尽量把日本和英美列强进行分隔，以防止日本变成英美列强用以破坏亚洲革命的力量。我觉得，目前来看没有人比我更合适负责日本革命这个任务，至少我回去后如果没事的话，就必然会进入海军军令部…”

第499章 华兴会

汉口公园西北方的菱角湖，位于大智门火车站正北，过去不过是汉口市郊区的一处自然的水泊，和汉口公园一样属于市区外的农村地方。不过现在菱角湖却成为了汉口市区的边缘部分，围绕着菱角湖建立起了一系列的街道，有工厂、居民区和商业区，虽然不及汉口公园周边那样繁华，但这里也和过去的田园景象完全不同了。

由于这里距离汉口公园较近，且地价要比江岸区便宜的多，因此不少政治人物或小党派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成立之后也不是没有爆发过内部斗争的。第一次是军中的实权人物发起了对劳工党的挑战，虽然在兵变中劳工党牢牢掌握了武汉三镇，但是武汉之外倾向于革命的地方驻军并不全在劳工党的控制下，甚至在武汉三镇内也有军官并不完全认同劳工党的主张。不过在工人阶级和士兵们的支持下，党最终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则是士绅们对党发起的挑战，因为反对减租和更加激进的土地改革政策，士绅们一度试图从政治和经济上对劳工党进行打击，但是在劳工党动用了自己掌握的武装力量后，不愿合作的士绅们被驱逐出了委员会。

经过了这几次的斗争，劳工党在工农兵委员会中形成了压倒性的力量，以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为例，这个委员会的规模从一开始的百余人发展到了1907年的四五百人，可是劳工党的比例却从三分之一弱上升到了三分之二左右，加上倾向于劳工党的中立人士，劳工党在委员会中控制的投票人数已经超过了70%，这几乎能够让劳工党通过任何想要通过的议案了。

至于剩下的20-30%左右的委员，虽然难以认同劳工党的一些主张，比如消灭地主阶级或对旧文化实施的改造、批判运动，但是他们终究还是放弃了和劳工党进行武装对抗的思想，而选择了在委员会中和劳工党进行合法的斗争。

这些委员大多属于有产者，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让他们很清楚的认识到，在这个王朝轮替的时期，赢得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比守住自己的财产更为重要，只要他们在政治上不被打倒，那么失去的财产终究还会回来，而失去了政治上庇护，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对财产的处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