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第149节 （3/4）

——

第535章 南京（3）

作为《泰士报》驻上海记者的濮兰德，他还有一个本职工作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秘书，当然和这一本职工作相能比，《泰唔士报》驻中国记者的身份力能在本国带给他荣誉和政治前途，这就是莫理循在英国闻名的成功之路。

只是濮兰德并没有莫理循那种冒险精神，这位不会中文的澳大利亚敢于徒步穿行整个中国，而他却只愿意待在北京、上海这种舒适的租界内，过着远离中国人的生活，虽然作为赫德的秘书，他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了解颇深，还有一口流利的北京官话，但濮兰德在中国期间确实没有给英国国内的民众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机会。

而在政治上，坚定的反德主义者濮兰德也缺少变通，他认为遏制德国需要俄国的力量，因此不应该对俄国在远东的举动过于批评，但作为澳大利亚人的莫理循显然更关注亚洲的力量均衡，他不希望除了英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在亚洲获得支配这一地区的权力，因此对于俄国的扩张提出了遏制的主张。

莫理循联合日本遏制俄国在远东扩张的主张显然更符合伦敦的想法，因此资历较浅的他反而一跃成为了濮兰德在泰唔士报的上司。莫理循之灵活立场在于，当俄国在远东遭到重大失利后，他又开始在报纸上批评起了日本军队在满洲的不当举动，为战后疏远英日关系打好了舆论基础。作为世界头号列强，大英帝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均衡各方，拉拢较弱的一方牵制较强的一方，使自己永远站在仲裁者的位置，而不被国际对立所牵连。此前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表现出了打破东亚均衡局面的实力，英国自然就该支持日本和中国，但是随着俄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日本陡然又成为了打破东亚力量均衡的破坏者，英国当然应当适当的远离其。

如果不是欧洲正处于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那么莫理循对东亚外交的主张也许会再一次获得伦敦的认可，但是欧洲的局势使得伦敦不敢去刺激日本，现在的大英帝国需要一个和平的东亚，因此莫理循的主张才没能得到伦敦官方的认可。

但是，伦敦对于莫理循的意见却越来越重视了，以至于濮兰德发觉，自己作为一个纯正的英国人，在伦敦那里居然还不如一个澳大利亚人更受信赖。

此外，伦敦对于他的工作的不满也变得严厉起来的，因为伦敦认为濮兰德提交的关于中国的情报或报道，压根就不能反应中国真实的一面，他似乎是坐在书房内靠看想象完成的这些对中国的调查和报道。

伦敦的批评其实倒到也没错，作为棘德过去的秘书，濮兰德和海关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因此他对于中的调查和报道几乎都来自于海关提供的数据，这在过去的中国实际上已经足够了，毕竟在英国人控制下的中国海关要比中国的朝廷更加的了解中国，因为交易数据不会欺骗人，而中国的官员嘴里就没有一句实话。

但是随看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出现，他向伦敦提交的报道和实际的中国情况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偏差值，这令伦敦在中国问题上数次出现了误判，也让德国人在中国中部地区的发展超出了伦敦可以容忍的限度，于是就有了伦敦对其工作不满的训诚。

为了不被《泰唔士报》解职，濮兰德拼命想要弄一篇高质量的报道以挽回伦敦对自己的坏印象，江宁爆发的兵变，终于给了他这个机会，他得到江宁领事馆发来的电报后立刻坐上了夜班火车在早上赶到了江宁，准备亲自近距离的观察这场兵变。

上海到江宁的铁路线，早在同治二年各国就想修了，但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满清政府才松口，不过刘坤一对这条铁路并不积极，所以直到03年力在盛宣怀的斡旋下签订了铁路修建合同，不过武汉爆发兵变后为了获得列强的支持，魏光焘加强了对铁路修建的关心，于是在1907年4月整条铁路建成，6月正式通车，全程需8小时，此前则需要3天。

濮兰德虽然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江宁，但下车时一度还是满怀焦虑的，他担心这场兵变会走向无序的暴力，最终变成又一场排外的民众暴动，这种事在东方并不少见，他可不是在澳大利亚长大的莫理循，因此对于这种不可预测的暴力事件还是有所畏惧的。

对于生活在英伦三岛的英国人来说，澳大利亚人其实和野蛮人差不多，毕竟这群罪犯的后代可是战胜了当地的士著、各类毒物才在荒凉的澳大利亚生存下来的。所以对于莫理循离开文明的世界走入野蛮人的生活当中去，英国民众才会觉得是一种壮举，而濮兰德却始终学不会这点。

不过当濮兰德跟着领事馆的朋友走出了江宁火车站后，他不安的心终于平和了许多，江宁城内的街道上确实多了不少情绪激动的高喊口号的中国人，但是这些中国人身上并没有什么暴虐的气息，而街头也看不到户体和打斗的场面，唯一让他感到有些暴力的，是一群中国人拦在街道上强行剪掉路人的辫子。

虽然拉着他和朋友的两辆人力车从这些中国人身边经过时还是会遭到注目，其中不乏存有不善的眼神， 但终究还是没人过来拦住他们，而到了领事馆所在的下关地区，这里的秩序就更加良好了，除了各领事馆派出了卫队设置了防线外，中国长江舰队也派出了一支水兵在下关地区设立了岗哨，维持起了这里的秩序。

到了下关的英国领事馆后，濮兰德也终于找到了人了解这次江宁兵变的大致情况，似乎是江宁将军和江南提督两位支持满人朝廷的官员出于对革命的忌惮，打算对江宁城内的革命分子进行一场大搜捕，结果激怒了本城的市民和倾向于民众的军队，于是总督大人逮捕了江南提督，接着这位提督手下的部队又掀起了叛乱结果被击败了，现在市民和倾向民众的军队正在要求总督逮捕江宁将军并解除满人的武装，

听完了这位被领事馆邀请来的中国长江舰队的军官讲述的事情经过，濮兰德不免有些的问道：“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似乎就不是一场兵变，而是总督大人平息了一场叛乱不是吗？”

对于濮兰德的疑问，这位中国海军军官似乎有些难以回管，过了好半关才模棱两可的说道：“如果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您说的就是对的。不过市民和试图保护市民的军队并不认可总督大人的处置方式他们打算自己来处理这件事，所以总督大人就没法控制局面了。不过市民自治委员会和支持民众的军队都已经向各领事馆保证过，只要各国不干涉这件事，那么他们会尽量和总督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濮兰德最终没有满足于坐在领事馆内采访几位邀请来的朋友，他于是在下午2点多找人陪看自己走进了城内，试图亲自去瞧瞧中国人到底想要做什么。

和上午相比，下午的江宁城内显得更加有秩序了，濮兰德发现街道两边的商铺都打开了紧闭的大门做起了生意，且这些商铺口都挂起了红旗，看这样子似乎都是临的裁剪出来的。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建立立后，就把红旗当成了自己的标志，以至于现在红旗在中国都成为革命的象征了，显然江宁城的民众认为区是一场革命，才会把这么多红旗挂在自家门口。

不仅仅街道上挂满了红旗，喊看口号从街道上走过的人或士兵，要么举看一面红旗，要么就是在脖子上绑着看一条红色的三角巾，街头还有学生模样的人对着行人在演讲，濮兰德停下听了听，大致是在批判满人入关以来对汉人犯下的罪恶，要求大家不要忘记自己是汉人的言论。路人也大多停下围着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公然的挑战政府的权威，这在过去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毕竟这个国家对朝廷进行任何批评都是一种罪行，即便是躲在租界中的记者也不敢肆无忌惮的攻击朝廷。

随着濮兰德越来越接近位于市中心的两江总督府，这里的街道上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似乎整个江宁城内的民众都集中到了这里，在两江总督府前的广场上更是人山人海，这处广场原本是用来集结军队给总誉检阅的，但是现在则变成了一处大型的集会场所，可怜的总督府的卫兵被上万民众挤在了总督府的门口,完全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广场上还有数个临的搭建起来的高台，不停的有人上台发表演讲，濮兰德凑近其中之一倾听了一会发觉这里和街道上的学生演讲又有所不同，这些上台演讲的人虽然也有批判满人朝廷对汉人的迫害行径的但是许多人更多是在表送自己的不满，比如商人对税更强征及收取贿赂的不满，工人对自己工作时间过长且工资微薄的抱怨，官办工厂工人对官员把自己当成奴仆使唤的愤怒，甚至还有士兵对军官的不满，这些个人的抱怨和不满虽然显得零碎，和当前宏大的民众运动有些匹配不上，但更为贴近了民众的生活，反倒是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也因此这些高台周边的民众情绪要比那些听学生演讲的行人更加的激动和兴奋，因为他们真正的参与到了这场运动中去。

濮兰德在这样的近距离和中国民众的接触下突然发觉，中国人的情绪是如此的变化多端，完全没有了脑海中那种麻木、胆怯和害羞的固定形象。在这里，这些中国人同样会为他人的苦难流下眼泪，并表达出对不公正行为的愤怒，他们对于正义会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呼喊以示支持，假如让濮兰德来形容这些中国人，那么他觉得这些中国人就像是热血沸腾的法国人

英国人也好，德国人也好，都不会有这样炙热的时刻，前者天性凉薄，而后者则剔除了自己的感性，欧洲人都知道，理性的法国人最好对付，而当法兰西为一种激情所掌控时，就是欧洲的灾难了。

陪同濮兰德前来的朋友看着周边的中国人，不由向他说道：“看着这场面，倒是有些像是欧洲过谢肉节的样子了，你觉得呢？“

濮兰德瞧了瞧广场上的中国人，转过头来对着这位朋友说道：“是的，这是一场民族的欢庆，为庆贺一个古老民族的复苏而狂欢。今后的东亚恐怕不会安宁了…."

当英国人站在总督府门外近距离的观察这场民众的革命的时，总督府内也正展开看一场唇枪舌剑。魏光焘终究还是忍耐不了自己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因此把秦毓鎏、徐绍桢请到了自己的会客厅来，向他们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我们原本可以安静的把事情处理好，但是现在你们在外面搞风搞雨，把整个江宁城的百姓都煽动了起来，这是想要做什么？那个什么市民自卫队甚至要冲击稽私营的驻地，这是想要做什么

魏光焘年事已高，其实平日里已经不怎么处理具体事务了，这些事情他都会交给师爷或心腹去办，因此很少对着人这么长篇大论了，以至于一旁坐着的聂缉丝醋琶婧於嗟奈汗忪舛几杏切模Ｐ乃峁诩ざ贾轮蟹纭/p>

徐绍桢有些坐卧不安，作为魏光焘的下属，他对于这位上司还是存有敬畏之心的。虽然他在部下的劝说下倾向了革命的一方，但这种倾向其实也是出于一种现实的选择，作为被朝廷指派出洋考察西方军事的一名官僚精英，出国后他就意识到变法之后的日本已经不是暮气沉沉的大清能够对抗的了，要想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大清以小族临大国的民族矛盾，否则就是白学。

这种想法可不是徐绍桢个人的意见，事实上只要真心想要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之道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就会醒悟大清这种搞民族矛盾的旧体制是承担不起近代的义务兵役制的。所以出去学习军事的满人回来没有用武之地，学了军事的汉人知识分子想要学有所用就得先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徐绍若是不想被部下们架空，就只能表现出对民族主义的宽容。

当然徐绍桢也只是对满清体制存在着不满，对于赏识自己的上司他还是做不到翻脸无情的，因此在魏光焘的责难下，他顿时就心虚了起来，觉得自己确实有对不住这位老大人的意思。

不过秦毓鎏的革命意志就要比徐绍桢坚定多了，面对这个局势他也就干脆昂首对魏光焘挑明道：“老大人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难道不正是因为满人一贯对汉人百姓的欺压，百姓不堪忍受才起来抗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