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章 第175节 （4/4）

一位外国人对当时的日本社会是这样描述的，“在1884年，日本本土（包括城市在内）的土地买卖价格总额已经高出地价总额的4.8%，而1886年这一比率甚至高达5.1%……在20年内，在旧日土地所有人的土地被剥夺后，紧接着又发生了土地所有人的转变；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说，日本所经历的困难甚至超出大革命时期的法国。”

而乡村贫苦农民组织的借金党，一个为反对大规模没收土地而成立的组织，他们在伊豆散发的告示和传单中这样说道：“现在的乡村，13%的利率已经被认为是非常厚道的利率水平，将本息偿还期限从三年延长到五年也是仁厚的做法。”

农民的生活是如此的困苦不堪，以至于农民暴动事件贯穿了整个明治时代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西南战争之后，试图打倒维新政府的农民起义是消失了，但是反抗政府的农民运动却始终没有停歇。不过随着地主阶级对农民运动加以干涉引导，减租减息和反对高利贷的底层农民运动被压制了，土地所有人对政府的反抗，也就是所谓的农本主义成为了农民运动的主流。

农本主义的核心诉求是，要求给与地主阶级以政治权利，反对政府对工商业的扶植政策，保证大米的价格，至于减租减息的问题则被稍稍提及，但并不要求具体的政策，也就是只有一个口号，而无实质性的内容。

而农本主义者除了地主阶层这个支持者外，还有另一个庞大的群体-小商业资本家，他们都和大米的交易、高利贷和地方小额投资相关，农村的凋敝首先就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意，米价的波动也危害了他们的商业利益，所以他们是比地主阶层更加激进的反财阀和反藩阀政治的力量。

相比之下，靠着地租过日子的地主阶级，其实并不是想要和藩阀、财阀进行斗争，而是想要把农民的不满从自己身上转移开，毕竟他们才是和农民最为接近的社会阶层。农民的怒火很容易就会烧到他们身上，如果没有其他目标吸引农民的仇恨的话。

这一次农本主义者对西园寺内阁发起攻击，也确实是农民的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再不缩减国家开支，让农民喘口气，搞不好农村就会再一次爆发暴动事件了。所以在看到获得战争赔款无望的情况下，缩减军备，整理国家开支，对农村经济进行扶植，自然就是农本主义者的第一想法。

只是这一次农本主义者对政府的批评，显然被有意的放大了，不少报纸突然翻找出了一些陈年旧事，表示当初确认土地私有权时出现了很多问题，不少地主实际上是冒领其他人的土地，从而积累了自家的财富。

此外东洋经济新闻报声称：地主除了缴纳地税之外并不承担任何土地耕作成本，但是从土地收益中获得的份额却超过了农民的所得，这同样也是不合理的情况。

该报还罗列了一系列的数据，幕府时代国家拿走土地收获的5成，管理农民的村长获得18%，农民保留收获的32%。但是到了今天，农民保留的收获依旧在32%，国家收取的不到12%，但是地主拿到的土地收获却上升到了56%，这样的分配方式显然是不合理的，但不是国家拿走的太多，而是地主拿的太多了。

在东洋经济新闻报刊登出这一系列土地调查收入的文章之前，大家普遍都没意识到地主在土地收益中占据了这么高的比例，大家都习惯于用当年的分配比例来主张地税过高，并把农民困苦的生活归咎于地税过高。

但是二三十年过去后，固定的地税对于不断高涨的米价来说其实是相对贬值了，原本主张每六年更新地价从而调整地税金额，但一直没有更新过，而地主通过分成地租和囤积居奇的手段，极大的侵占了农民所得，只不过在货币地税和实物分成地租及高利贷的掩盖下，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东洋经济新闻报由此提出了两项建议：要么纠正当初确认土地私权中的错误，把所有土地重新收归国有，然后再公平的分配给所有国民；要么对全国土地重新登记，对于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地主征收其土地，然后分配给无地农民进行生产，对于在乡地主则设定限额，对超出限额部分进行征收。

东洋经济新闻报对农村制度的系列报道和提出的建议，迅速的把舆论的焦点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地主阶级对于东洋经济新闻报简直是深恶痛绝，一度要求政府查封这等煽动暴行的不良报刊，不过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农民组合、工人阶级对东洋经济新闻报表示了支持，认为该报代表了日本知识界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