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3章 第193节 （4/4）

四川当前的经济好转，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也就是无产阶级政权用暴力手段把地主手中的土地重新分配给了失去土地的农民，获得了劳动资格的农民能够在私有土地上创造财富，他们自然就感觉到生活开始好起来了。不仅仅是农民这样看，不少社会精英也是这么看的。

但是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经济的繁荣不过是一种王朝初期的虚假繁荣，因为小生产者只有在私有土地上才能进行劳动，一旦他们失去了这小块的私有土地，那么他们就立刻从小生产者变成了无地农民，再一次被排挤到了社会生产关系之外。

随着科技的发展，用人力耕作，一个壮劳动力不过耕作五亩；用上畜力，一个劳动力最多也就耕作20亩；采用拖拉机，一个劳动力可以耕作400亩。也就是说，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个人能够耕作的土地面积是不断扩大的，但是和平时期的人口则是不断增长的，也就是说，人均耕地只会越来越少。

所以，四川当前的小土地私有制度所营造出来的繁荣景象，很快就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破灭，如果无产阶级政权接受了这些小生产者和社会精英的看法，认为不干涉农民生产，让农民自由的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劳作，一个新的盛世就会到来，那么我不得不说，这样的盛世在唯物主义的世界上是不会出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变质倒是确定的，因为小生产者的互相吞噬，必然会谋求国家机器的支持，腐蚀政权就是小生产者必然的选择。”

田均一觉得自己背后突然有些湿漉漉的，他好久都没有这种感到惶恐的时候了，毕竟在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后，他看到劳工党的力量一日强过一日，而国家的环境也在慢慢变好，过去武汉码头上最出名的货物是茶叶，但是甲午战争之后土烟却成为了大宗货物，隐隐有压倒茶叶生意的意思。

茶叶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对外贸易，是可以为国家换来外部的资金的，但是烟土贸易几乎都是内销，除了吸纳乡村和城市家庭的余钱外，几乎不创造任何价值。烟土贸易规模的扩大，实际上代表着农村里的资金流从生产端流向了消费端，本就资金短缺的乡村，变得更加的贫困了。

满清闭关锁国200余年，使得国民大多愚昧不堪，就连上层的社会精英也搞不清楚鸦片战争到底和那个国家在打，但是这种愚昧是思想禁锢导致而不是人种问题，因此打开国门不久，有识之士就意识到了鸦片贸易不断扩大的危害性。

汉口码头的茶叶贸易衰退，土烟生意胜过了洋烟，这其实就代表着农村经济正快速的衰败下去，农民在吸食鸦片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劳动生产的权利和能力。但是满清时期的精英们虽然了解这个事实，可是他们在禁烟问题上却拿不出可行的办法。

强制销毁鸦片，则引来了列强的干涉，通过税收限制鸦片的种植和销售，却使得各地官府把鸦片种植当成了地方财源进行保护。鸦片在辛丑之后，几乎成为了百姓的日用品来销售，哪怕是再偏僻的乡镇都能看到鸦片摊子。

只有在武汉政权建立之后，鸦片种植面积和鸦片贸易规模才开始快速下降，这不仅仅是武汉政权的一大政绩，也是许多反对劳工党的地主阶级所承认的，武汉政权确实有人主气象的一个说法。那些反对土地改革的地主阶级，有一部分却并不反对武汉政权的统治，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一个强力的政权对于现在的中国是必要的。

袁世凯就任国务会议主席后，不是没有想过在北洋的地盘上实施和武汉类似的禁烟政策，袁世凯本人就是极端反对鸦片吸食的社会精英，北洋军中吸食鸦片是重罪。但是他的想法没有得到北洋集团和北方士绅的支持，一大原因是鸦片税是北洋集团不可或缺的财政支柱，那些地方官员普遍抵制全面取缔鸦片贸易的政策，表示一旦鸦片贸易被禁止，地方财政就出问题了，除非中央提供财政补助。

袁世凯一开始还想用权术迫使地方官员接受自己的命令，毕竟作为中央政府北洋居然在禁烟问题上落后于武汉政权，这其实已经冲击了北京政府的执政合法性。由于鸦片战争是列强打开国门的开端，因此禁烟问题其实和反对列强入侵在民众心里是画等号的。

不敢禁止鸦片贸易的政府，实际上和满清朝廷没什么两样，特别是有了武汉政权这个参照物，北京的压力一直都很大。袁世凯自负自己的手腕不会比武汉这些人差，事实上这不是他的个人感觉，许多中外精英都是这么说的，武汉颁发的许多政策都是不留余地的，比如推动土地改革，比如废除治外法权，比如废除长江航道的外国军舰航行权，这种不留余地使得武汉政权树敌颇多。

不管是本土的士大夫精英，或是海外留学归来的精英，都批评武汉政权在内政外交上一味使用蛮力，既没有中国传统的王道主义，也没有外国的民主政治，所以武汉治下才会如此不太平，反抗武汉统治的地方武装叛乱几乎年年都有，只不过都被武汉用强大的军事力量镇压下去了。

相比之下，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团体在接受了满清退位的遗泽后，地方上几乎就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甚至许多原本效忠清室反对袁世凯的清流，在退位诏书颁发后，也识时务的承认了袁世凯当国的现状。比如杨士骧前往接任陕甘总督，彼时光绪尚未退位，但是反对汉人掌权的满人总督也没有抵制杨士骧接任，陕甘地方也没有要继续保卫清室而拒绝承认杨士骧的任命是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