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4章 第194节 （2/4）

这种观点并不仅仅存在于外部的舆论，党内和军中也有这样的怀疑者，因此反对把大量资源用于对俄战争的党内人士并不少，更有极端者甚至打算放弃保卫国家的大义，先完成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也就是放弃对俄作战，先行完成国内统一战争。

但是随着武汉联合江南光复会等革命力量颠覆了南京等地的满清势力，又越过外蒙进入外贝尔加尔湖地区截断西伯利亚铁路，迫使俄国人彻底放弃对于东方黄俄罗斯的计划，甚至连外东北和滨海边疆区等地都吐了出来，武汉的军事力量几乎一夜之间就进入了列强的层次。

英法迅速的转变了立场，之前所设想的武装干涉等方案，在武汉取得的军事胜利面前已经不能实现。按照英法的估计，想要击败一个在德国支持下能够动员数百万青年的中国政权，那么英法直接可以放弃除了中国以外的一切利益了，估计德国人是最高兴看到这一幕的。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于对日本的估计，战前英国认为日本和俄国将会拼个同归于尽，哪怕俄国人被打出东北地区，日本也将会被打残废，特别是海战，日俄双方应该是势均力敌的，但是这场战争的结果大出欧洲人和英国人的预料，俄国在远东居然是惨败，日本海军和陆军都展现了强大的进攻能力，中国方面则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力。

按照德国人的判断，如果俄国人能够复制八国联军时期的进攻能力，那么在迫使北京投降之后，拥有了华北资源的俄国人，未必会和日本人打的这么被动，甚至有可能日本都不敢开战。但是中国军队在山海关一线挡住了俄国的进攻，从而给了日本发起挑战的勇气。

可以说，这场战争直接颠覆了欧洲对于日本、俄国、中国三个国家的固有印象，彼得堡的官僚主义和俄军统帅的无能，日本军队的蓬勃朝气和中国民众的觉醒，使得英国所主导的东亚秩序彻底破灭。虽然战争之后东亚恢复了和平，但是这个和平和英国人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和平的主角是日本人和中国人，英国人只是充分表达了关注之情，甚至都不能站在弱者的一方反对强者，因为日本和中国都没有打算邀请外人来介入双方之间的和平问题谈判。

英国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修约问题上做出让步，从而尽可能的保住英国在东亚的商业利益。而英国人在东亚地区的收缩，最先感到寒意的是德国人，因为这意味着英国介入法德矛盾的概率提升了，否则英国人就不会做出海外收缩的举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军方加强了和武汉的合作关系，不仅转移了一批武器制造技术，还加大了从武汉采购战争所需的资源，这不仅刺激了武汉的经济，也进一步加强了武汉政权的自保能力，保卫武汉的长江要塞，正是德国人帮助设计并提供的先进火炮。

外部的威胁一去，内部的纷争就开始渐渐升温了。之前因为战争的关系，工业化和土地改革在党内和工农兵委员会内部都是不可质疑的方针路线，为了让劳工党和工农兵委员会活下来，就必须要先保证工业的建设和给农民发土地，这种路线方针虽然保证了武汉在军事上不断获得了胜利，但是也同样让那些知识分子、小生产者、小地主、自耕农感到了不满，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并没有得到好处。

只是在战争期间，这些人的抱怨都被强力镇压了下去，现在外部威胁缓和，主张减少对乡村的压迫的声音就开始高涨了起来，这正是土地改革和工业化政策利益受损阶层对武汉政权及工人阶级的一种抱团反抗。虽然这些声音的背后并没有一个组织，只是利益受损者下意识的呼喊，但无疑获得了不少农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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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劳工党内及劳工党的支持者们，开始集中于一种倾向：一是想要尽快把国内的其他势力打倒，完成政治上的统一；二是稍稍缓和一下对乡村的高压政策，对那些已经向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臣服的地主、富农给以出路。

这种倾向并不是战后才出现的，早在劳工党发动了武汉兵变夺取了湖北地区的统治权时，党内的一些人和党外的进步知识分子就提出过，要善待愿意接受劳工党政策的乡绅，使地方上尽快稳定下来，避免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两面受敌。

当时这些人提出这样的意见，并不全然是出于对这些进步乡绅的同情，也是出于对朝廷武力和列强干涉的恐惧，毕竟太平天国正是在朝廷和列强的合作下被剿灭的，而太平天国之所以没法全力消灭朝廷的力量，正是因为南方的地主阶级不断组织团练反对太平天国的统治。

只不过他们所设想的和朝廷僵持局面并没有形成，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不仅击败了朝廷派出的毅军人马，还把列强的联合舰队阻挡在了九江以下，这就使得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声望大涨，极大的震慑了地方上的乡绅地主。

等到对英、对俄两场战争取得了胜利后，融入武汉这个新政权就成为了大多数乡绅们的选择，毕竟那些试图保卫自己土地的乡绅都被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给镇压下去了，而劳工党的高层实际上大多也是出自乡绅和富农家庭，双方之间其实并没有深刻的个人矛盾。

在大势下向强者屈服，这是中国乡绅的老传统了，蒙元时期忠诚于大元的乡绅最终屈服于明军的武力，大明的乡绅同样向入关的满清八旗大军屈服了，太平天国席卷江南的时候，许多乡绅也是愿意投降的，现在换了武汉政权，一样不会有什么区别。

虽然武汉政权所推动的土地改革极大的损害了乡绅的利益，但是乡绅并不是不能接受新政权的强制措施，只要新政权能够接纳他们。只要能够融入新政权，那么就算他们现在交出了全部的土地，在新朝也一样能够重新发家致富，毕竟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没法被剥夺的，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远远高于许多不识字的文盲新贵了。

当乡绅举起屠刀加以威胁的时候，劳工党内部还是相当齐心的，毕竟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从劳工党把消灭地主阶级当成党的土地改革路线之后，党内在镇压地主阶级的叛乱上，是不存在什么异议的，那些对地主阶级抱有同情心的人，一开始就不会赞成党的土地改革路线，自然也就难以在党内存在下去。

但是在地主们举起白旗投降的时候，许多人就产生了迟疑，毕竟他们中不少人就是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家投降了还不接受，岂不是等于否定了自己的革命性，因此在是否接纳地主家庭的投诚上，党内和党外都有着极大的争论。

党内的一些人主张应该给与这些地主家庭以出路，毕竟这些家庭是旧时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建设国家需要有文化的人，把他们不加以选择的统统拒绝，那么他们这些人怎么办？难道也要清理出党吗？

党外的一些人则认为，劳工党已经取得了事实上的胜利，现在只要按部就班的巩固建设治下的地盘，那么统一全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毕竟不管是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或者北洋掌握的北方地盘，都没有建立起成体系的工业，而在武汉，则已经初步建立起了钢铁业的基础。

只要稍稍有些见识的知识分子就能看得出来，不管是南或北，其实都挡不住武汉的全力一击，现在真正妨碍武汉解放全国的，是列强对于北洋和地方势力的支持。所以，缓和同地主乡绅之间的对立，将有助于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加快解放全国的进程。

且一些知识分子对于土地合作化运动也指出了不足之处，“土地合作化运动确实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但是，集体公社强迫农民进行共同劳动，极大的妨碍了农民的自主经营，使得公社出现了官僚主义倾向，由于要统一播种，统一收获，使得不少地方错过了播种时间，收获又不及时，以至于出现了减产现象，农民劳作了一年，最终连温饱都谈不上。”

这些知识分子站在农民的角度对集体公社进行的指责，得到了许多自耕农的支持，他们主张政府在农业生产上不应当管理的如此严格，特别是对统购统销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就是对农民的剥夺，是拿农民的收获去养活工人。

这些舆论甚至引起了党内人士的同情，劳工党内虽然达成了消灭地主阶级的共识，但是对是否全面推动工业化这一问题上还是存在不少争议的。大部分留学生，特别是留学欧美的留学生都是主张快速工业化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已经被满清延误了200年，若是不能尽快赶上欧美的工业化程度，那么下一次列强来进攻，中国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但是许多本土派党员并没有这样的见识，他们认为工业发展是必要的，但关键还是要先让农民改善生活，满清之所以统治不下去了，正是因为农民在列强的掠夺下纷纷破产了。此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满清的经济是被列强的工业品打垮的，而是列强用坚船巨炮强迫中国人接受了鸦片贸易，农村凋敝实为鸦片贸易所害。

这些人之所以反对满清支持劳工党，就在于劳工党能够禁绝鸦片贸易，从而恢复乡村的生产。但是他们对于工业化的力量还只停留在巨舰大炮的印象上，并没有意识到随着电力的出现，西方工业革命开始进入到更大规模的生产模式，过去中国乡村自纺自织的土纱土布，已经被洋纱洋布给冲垮了。

19世纪末，中国乡村大概一年要消耗400万担棉纱，即便是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市场上的棉纱也主要以土纱为主，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洋纱进口数量就开始快速上升。到了1902年棉纱年进口236.3万担，棉布2144.2万匹；长江中上游各省进口棉纱占30%，江南地区占10%。

这些本土党员并没有意识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他们还停留在洋纱洋布的进口上升是因为列强控制了海关，所以土纱土布才没法和其竞争，只要恢复了海关的自主权，那么乡村就可以恢复甲午战争之前的小农经济。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洋纱洋布的成本不断下跌，而小农经济下的土纱土布已经不太可能降低成本了。收回海关关税的自主权可以阻碍洋纱洋布的大量倾销，但是这并不能让土纱土布重新回到中国经济的中心。

这种静止的看待世界的世界观，简单的把中外分成了不同利益团体的利益争夺，而忽略了工业国对农业国越来越巨大的技术优势，这大约就是儒学教育下的知识分子最大的通病。

田均一终究不是穿越者，他没有见识过后世那种恐怖的工业生产力，21世纪中国钢铁工人一年炼钢1000吨，一吨钢铁和一吨稻谷的价格相当，而1000吨稻谷即便按照后世获得了工业支持的高产田来计算，也需要1000亩良田，而在这个时代则需要5000亩上好的水田。

如果直接用今天的稻谷来换算钢铁的价值，那么一吨钢铁至少价值十吨稻谷，这就意味着农业国需要五万亩良田，才能抵得上100年后工业国一名普通钢铁工人所创造的价值。而现在欧美的工业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因此农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从而让农业国成为了工业国的收割对象。

从林信义这里转述而来的对工业时代的印象，终究还是差了一层的，因此在面对党内外对农民请愿的声音面前，田均一也不能不有所迟疑，而这也正是林信义此次四川之行看到的景象，对于集体生产合作社的抵制，鼓吹小农经济对农民最有好处，要求劳工党实施仁政、善政，而拒绝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