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4章 第194节 （3/4）

现在林信义这么一说，田均一立刻就反应了过了，他已经偏离了党最初所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善待农民这句话不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发明的，而是中国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挂在嘴边的一句名言，但是从有文字记录以来，知识分子只是打着善待农民的口号为自己谋取利益，没人愿意，也不了解该如何去完成这一仁政。

减轻农民的负担，轻徭薄赋，不去干扰农民的生活，与民休息，那个封建王朝一开始不是这么做的，到了最后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盛世，然后就开始进入人相食的衰亡之世了。他终究还是不自觉的代入了旧士大夫的价值观，对继续革命产生了犹豫。

田均一很是惭愧但又无比清醒的对林信义说道：“你说的是正确的，我和其他同志在无产阶级的执基础问题上产生了犹豫，从而给了下面同志错觉，让他们以为劳工党所追求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封建王朝的仁政是同一个东西了。

这个问题确实应该纠正过来，如果继续让小农经济发展下去，恐怕今天党的支持者，明天就会变成党的反对者了。因为小农经济是避免不了土地兼并的，土地兼并一旦出现，新的地主阶级就会出现，那么我们现在所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就等于是失败了。

不过，对于那些知识分子说的，收割农业积累以供养工业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的办法吗？当前农业和工业之间最大的矛盾就在于这里，农民认为自己的收获被低价收购了，干好干坏都不能改善生活，工人同志则认为没有工业的话，朝廷和列强早就打过来了，这是必须的代价…”

林信义也反应了过来，当前的武汉政权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列强的入侵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而是生产力不足。正因为生产力不足，所以工农联盟在击退了共同的敌人之后，双方之间的同盟关系就因为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产生了矛盾。

这问题除了加快发展生产力之外，就不可能有第二条路可走，要么就是从海外获得大量的无息贷款补上人民的需求和生产力不足的缺口，要么有个外星人运来大批物资免费赠送给武汉政权，否则就避免不了工农业之间对社会资源分配权力的争夺。

反应过来之后，林信义也就不想就这一问题继续批评下去了，他转而说道：“首先我要再重申一遍，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是有产者的先锋队，也不是受全民委托的议政代表。

也就是说，党必须站在，也只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农民是工人阶级联合对抗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同盟，但农民是一个群体，而非利益一致的阶级，农民中既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地主阶级，也有半脱离农业生产的小地主和富农，有全面参与农业生产但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也有半自耕半佃耕的小农，最后还有没有一寸土地的佃农。

这些人中，除了佃农因为没有土地和工人阶级都一样无产外，其他人都是有产者，即便是无产状态的佃农，他的想法和工人阶级也是不同的。工人阶级要求的不是掌握生产资料自己当资本家，而是要求获得全部的劳动所得，而佃农想要的是自己的土地，最好还能雇上几个长工，这样自己就能过上老爷的生活了。

所以，党不可能是农民的代表，农民也不会承认党是自己的代表，他们甚至都不会承认其他农民能够代表自己参加政治，因为小农经济的生产过程，就是通过兼并土地来达到雇佣他人耕作的致富之路，这条路上是不可能有什么朋友的，只有猎人和猎物的关系。

正因为农民这个群体存在着诸多矛盾，工人阶级才能联合农民中的一部分打倒另一部分，但无产阶级不能产生这样一个错觉，就是农民既然成为了工人阶级的同盟，他们就会自动的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了，事实上农民在打倒了原有的地主阶级之后，他们想要的不过是取而代之，而不是成为按照劳动获得收入的农业工人。”

林信义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注视着田均一神情观察了数秒，才继续往下说道：“所以，这些所谓站在农民立场上出声的知识分子，那些主张自己受到了工人阶级压迫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强调农业对于工业的给养，而是要求保护私有制。

因为只有在私有制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农民在私有土地上的耕作和处分自己土地的产出是不受限制的。这也是小土地所有者所认为的统购统销不公道的地方，因为他们无权对自己土地的产出自由定价，这无疑是堵住了他们的致富门路。

小土地所有者所设想的致富道路，和无产阶级要求的劳动报酬是两码事。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每一块土地上的劳动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劳动投入来获得报酬，那么这些拥有土地的劳动者是不可能出售自己的土地的。

小土地所有者所期望的致富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可行的，就是通过粮食的稀缺性，在市场供应不足的时间段里高价售出，从而获得比自己劳动付出更多的额外收益，这部分额外的收益才是致富。正是通过市场价格，扭曲了劳动价值和劳动价格的关系，一部分小土地所有者才可能获得额外的积累，最终获得那些不善于经营的劳动者的土地，从而让自己变成为地主阶级的一员。

所以，党必须要清楚自己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党也必须要明确自己和无产阶级的从属关系，不能把自己当成超越阶级的正义使者，如此便能知晓这些知识分子和小土地所有者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自然也就不会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蒙蔽。

至于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只能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民的需求被满足，只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么小土地所有者就会发现，自己经营的小块土地不可能再有什么致富的机会，他们也就会彻底的放弃劳动致富的美梦，从而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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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均一并没有对林信义提出的主张有什么不满意，这让林信义也放下了心来，在武汉劳工党建立之后，他其实挺担心田均一这批人会在中国形势好转之后停留于原地，或者转向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立场。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毕竟田均一等人是觉得中国已经无路可走才听从了他的建议，去发动底层民众去对抗满清朝廷和列强，严格的来说，他们甚至连科学社会主义的爱好者都算不上。

在一场接着一场的战斗中，劳工党上下没有时间去考虑科学社会主义到底适合不适合中国及自己的利益，他们只是抓住了这面旗帜，号召最广大的劳动者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当外部的威胁开始渐渐退去，党内的高层自然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科学社会主义和自身利益的冲突问题。

虽然党是依托无产阶级建立的先锋队，但在党建立之后它就不再是工人代表的集会，而是有着严密层次和高度集权的执行组织，因为党的建立就是为了推翻现政权，所以党自身就是一个小型的执政团体，这就意味着政权所拥有的通病，党也一应俱全，只不过程度稍轻而已。

当党取得了一部分地盘并转化为真正的政权后，党员和官员之间的紧密结合，很自然的就令党走向了传统的精英政治，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官统治历史的大一统国家，知识分子很自然的就把入党当成了新时代的科举，先入党再当官，至于党的理念就变成了新四书五经，党员会热情的去背诵和赞美它，但真正相信的人不多，甚至还会出现把真正的信仰者当成异类来攻击。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有着众多例子，比如张居正就属于想要身体力行去建设大同世界，或者说努力朝着大同世界的方向去治理国家，张居正的下场就是死后被清算，那些文官们不仅将其家人饿死，甚至一度要把其尸体挖出来挫骨扬灰。

明代的党争和唐代的党争其实是两个类型，唐代党争争的是做事的权力，明代党争则是反对想要做事的人，所以唐代就算四分五裂，外族也很难入侵中国，而明代的士大夫则迅速的投降了异族。

林信义这次来中国之所以提出要先访问四川，就是要观察一下劳工党是否还在坚持自己是劳动者的代表，还是在取得了现在的成绩之后，想着要当全民代表的组织了。

为什么全民代表不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为中国的全民代表是受命于天，是复古的皇权统治，也就是儒家口中的三代之治。在礼乐纲常下，中国是没有阶级矛盾的，只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那来的阶级斗争？

社会上的所有问题被分为了两类：一类是民众不安分想要挑战社会秩序，这是暴民；一类是天子背弃了圣贤之道，所以天下纷争不断，这是昏君。如此一来，阶级矛盾就被彻底消灭了，因为儒家找好了两个用来替罪的羔羊，既解决了政府镇压民众的合法性，又解决了改朝换代新政权的合法性。

对于劳工党的观察，就是想要判断党到底是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代表，还是把自己当成了新的天命。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林信义就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劳工党的立场，毕竟他可不是为中国的新王朝做这些事的。一个掌握了组织能力的反动政权，对于人民的压迫是难以描述的。

苏联协助建立的国民党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希特勒组织的纳粹党则干掉了欧洲一代年轻人，这当然不是林信义想要看到的未来。

不过情况看起来要比他预想的好的多，也许当初从日本离开的时候，田均一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救国理论，那么今天的田均一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显然要真挚的多，对于林信义提出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反扑威胁，田均一并没有不当一回事，也没有对这些小生产者表现出某种道德上的同情。

田均一的表现让林信义安心了下来，如此双方终于可以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就这一问题进行没有保留的探讨了。假如田均一不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那么双方基本就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而林信义也不可能对其表明自己全部的想法。

因此，在批评了小土地所有者拒绝集体化运动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所带来的危害性，林信义也终于讲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向田均一坦诚道：“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仅仅把自己当成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权，是难以解决这些小土地所有者所提出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的，因为这一问题确实存在。

在我们看来，商品的价值应当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标准确实能够用于衡量全球各地的商品生产的真实价值，但是商品的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则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美国工人一个小时的工资是英国工人的一倍半，而英国工人一小时的工资是中国工人的二倍半，这就意味着同一件商品即便在中国、美国、英国以相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价，它们的实际价格也会因为劳动力价格的不同而天差地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