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0章 第200节 （2/4）
在娱乐上，东京继承了江户时代的文化，追求的是个人欲望的抒发，所以东京的娱乐几乎都和色相关。而武汉这里则主张培养无产阶级的文化事业，不仅取缔了前清时代的赌博及鸦片馆，甚至连青楼也在不断的消减。武汉的娱乐更适合于家庭出行，不管是公共公园或剧院，都体现了一种集体主义和家庭的温暖。
木子觉得这座城市很好，因为这座城市对单身女子和普通家庭很友好，她们得到了城市资源的倾斜。而东京这座城市是不保护单身女子和普通家庭的，哪怕是上层社会的女性，在东京也找不到自己的天地，只能依附于家族或家庭生活。
所以木子会觉得武汉很好，因为她在这座城市能够独立的生活，而在东京就不可能实现这点。林信义安慰了她，并表示，“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来中国住上一段时间。我相信，今后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会变得如武汉一样好，只要能够保持东亚地区的和平。”
木子立刻点头认同道：“是啊，没有战争就好了。我真不理解，那些军人家属们怎么会支持战争，她们一边为自己的丈夫儿子担忧，一边却认为军人上战场为天皇去死是一种荣誉。我可一点都不喜欢这样的看法，你要是永远都不上战场，那该多好。”
林信义倒是毫无军人的自觉，他连连点头道：“是啊，我也觉得打仗真不是什么好玩的游戏，要是一辈子不打仗，那可真是太好了。军人应该为保卫人民上战场，保卫天皇和国家，实在是没什么意义。”
木子对林信义的话也没啥反应，她原本对国家和天皇就没啥概念，毕竟从她懂事开始就没有感受到国家和天皇对自己的照顾，反倒是那些为天皇和国家工作的高官在料亭内丑态百出的样子，她倒是时时能够看到。
所以，木子对于那些鼓吹效忠天皇和国家的人一向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人要么就是单纯的学生，要么就是永远不可能上战场的官员和资本家。前者不知道什么叫战争，而后者只是想要让国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死。
不管是此前的日清战争，还是刚刚结束的对俄作战，东京料亭的客人们的打赏是越来越大方了，而从乡下来料亭工作的女孩子则越来越廉价了。过去，乡下姑娘来东京当下女除了见见世面外，就是为自己积攒嫁妆，按照江户时代的规矩，当下女要回乡下嫁人的时候，主家都会给一份嫁妆以感谢下女在自家的辛勤工作。
明治以前，到东京当下女只是一种工作，甚至对乡下姑娘来说还是算体面的工作。但是明治后期，愿意按照江户传统善待下女的家庭已经不多了，反倒是许多出租房子的房东把下女当成了招揽租客的妓女，纵容这些下女和租客发生关系，这极大的败坏了下女的名声，现在乡下家境稍好的女孩子已经不愿意从事下女的工作了。
虽然成为了市来家养女，但木子并没有脱离下层女性的视角，因为林信义从来不把自己当成落魄的士族，而是认同普通人的生活，这使得木子没有抛弃自己的过往，而把自己当成华族女性的一员。在看到了柳原家女子的遭遇后，她对于上流社会的最后一点憧憬也破灭了，即便是华族女性，在日本的家长眼中也还是一件贵重的货物，只要出得起价格就能卖出去。
就如林信义日常对她讲的，爱人是需要回报的，单相思只能造成悲剧，像天皇和国家爱你一样去爱他们，这才叫真正的爱。天皇和国家爱自己吗？木子觉得是不爱的，要不然她就不可能差点成为男人们的玩物了。而那些乡下姑娘们在东京的堕落，天皇和国家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毕竟玩弄这些乡下姑娘的，正是口口声声效忠天皇和国家的人。
?第663章
第663章
过去长江上第一等的客轮是英国人的，当然这是指19世纪末80年代以来，在这之前中国的内河航运事业是不向头等列强开放的，所以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一度占据了长江轮船航运业务的八成，之后旗昌放弃中国业务转回美国开展铁路事业，于是才有了招商局的根基。
而迫使旗昌放弃长江航运业的根源，一个是中国人自己创办了招商局，另一个是英国人拿到了长江航行的权力，于是英商怡和、太古两公司开始从沿海运输向长江内河航运业务发展，对长江航运造成了很大的竞争，木帆船时代，从上海到武汉运输一吨货物的价格要18两，而经过激烈竞争后，轮船每吨的运价跌到了3两一吨，旗昌觉得无利可图就干脆放弃中国业务了。
而甲午战争后，德国和日本在华势力大涨，于是德日对中国的近海及内河航运事业有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样的激烈竞争下，招商局却被盛宣怀经营成了自家的产业，不仅没有增加资本，反而抽出了大量利润以报效朝廷和向自家输送利益。
1902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就让杨士琦南下把盛宣怀从招商局赶了出去，这也是盛宣怀联合一班东南士绅积极反袁的根源。虽然盛宣怀对革命没啥好感，但是为了反对袁世凯，他宁可支持孙文的同盟会了，劳工党他也是痛恨的，毕竟劳工党也一样没收了盛宣怀在汉阳铁厂的资本，还在安徽积极的推动对李鸿章家族财产的清算。
只不过劳工党头比较铁，连土地改革这种得罪全体士绅的政策都敢干，自然不会在意盛宣怀的批评，而盛宣怀反而要考虑，劳工党要是真得了天下，会不会对自己进行彻底清算，所以反而不敢公开批评劳工党的行为了。
但是骂袁世凯他就没什么心理负担了，因为袁世凯也是需要士绅们的支持的，他没收盛宣怀的财产，这本就引发了一部分士绅的不安，所以他可以通过反袁来团结那些对袁世凯不满的士绅们，倒是不用担心袁世凯能把他怎么样。
如果说招商局在盛宣怀手中还是北洋和个人的敛财工具，盛宣怀毕竟是能力的，他贪污招商局的财产，但在经营上还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只不过是遇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竞争，才显得他比较无能。可杨士琦是真正的名士做派，你让他给袁世凯出出主意倒是还行，让他来负责一整个企业的运营，这就是要了他的老命了。
特别是袁世凯为了扩建北洋和掏空招商局，直接下令让杨士琦向北洋一系的政商发行公债，直接掠夺了招商局的本金，这就使得招商局开始出现连续的巨大亏损，到1906年杨士琦就干不下去主动请辞了。袁世凯和盛宣怀之间的争斗，直接令长江航运上唯一的中国航运公司遭到了重创。
如果不是武汉爆发兵变，直接用武力切断了长江中上游的外轮航行，那么招商局应该很难再恢复元气了，毕竟德国、日本都在不断加大长江航运事业上的投资，就连英国人都深感压力。武汉武力破局，总算是把长江上的航运业务抢回了不少。
英日由于始终不同意放弃对长江航运的特权，因此在几年内始终不能进入到九江以上地区，而德国最先和武汉达成了协议，不仅放弃了德国军舰在中国内水的自由航行权，还同意德国在中国组建的轮船公司接受武汉的注资。
汉美、北德路易、捷成洋行，三家德国在华航运企业，在和武汉协商后都组建了股份制公司，以负责太平洋及亚洲航运业务。武汉则成立了长江航运及中国远洋两公司和三家德国航运公司合作，分别负责国内航运和国外航运。
在对俄战争结束时，中国远洋航运公司虽然还不成什么气候，但是长江航运公司已经拿回了长江轮船航运业务的六成。由武汉到上海往来速度最快的客轮，是长江航运公司在德国定制的人民轮，是长江上第一艘使用柴油发动机的轮船。
说是定制，其实是德国生产核心部件，然后在武汉造船厂进行组装，大约有二成左右的构件是汉阳钢铁厂生产的。这艘先进客轮的建成落水，代表着武汉和德国本土的工业技术已经形成了配套，德国设计武汉生产，终于成为了现实。
这艘客轮的背后，代表着中德标准化已经成为两国工业的共识，德国工业界的目光开始从国内生产转向了全球生产。人民轮下水之后，德国工程师协会就在柏林召开会议，讨论效仿武汉成立德国的通用机械制造标准委员会,并决定吸纳中国工程师协会作为合作组织。
在人民轮下水之前，德国的工程师协会和其他德国工业组织只是把武汉建立的一系列工业组织视为拙劣的模仿者，他们反对这些中国工业组织制定的标准和发放的技术证书在德国是有效的，只有通过德国工程师协会的认证，才能视为符合了德国标准。
但是人民轮的成功下水，让德国的工业界突然意识到，中国人的工业能力虽然极为落后，但是在标准化的组织施工下，中国的幼稚工业却可以发挥出超出其能力之外的水平。人民轮的质量和德国产的类似轮船差距已经相当小了，但是人民轮的制造工期比德国制造减少了三分之一，成本也减少了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双方展开竞争的话，德国制造全无优势可言。
过去欧洲资本家们都说中国、印度的人工极为廉价，只要能够开发出来，就能带来巨大的财富，但是这种论断始终没有得到证实，因为东方的基础设施和人民教育水平太低，虽然人工廉价，但是这种人工没法组织运用到工业中来，所以这种话只能算是美好的愿景。
而人民轮虽然只是一艘长江上使用的客轮，但是它使用的技术差不多是欧洲的先进工业，大部分欧洲造船厂还不能制造以石油作为动力的轮船。这就意味着，武汉造船厂已经可以生产欧洲最新式的船只，虽然技术依然是欧洲的，可是武汉已经有了生产的能力。
如果把船只换成其他工业品，那么就意味着德国工业已经可以向武汉输出技术，然后从中国获得最大的利益，廉价的劳动力。相比起中国的其他资源，人口资源才是德国资本最为关注，也是最容易变现的资源，矿产什么的，中国除了几种特有的矿产外，其他不是贫矿就是开采成本过高，因此很难为工业国所利用。
在巨大的收益面前，德国资本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自然就消失了，如果说之前是武汉追着德国工业要求建立一个共同一致的工业标准，德国工业还老大不情愿，认为中国人制定的工业标准怎么能够用来要求德国的工业，那么现在德国资本已经开始逼迫国内工业统一标准，而不再以中国标准和德国标准来当挡箭牌了。
林信义乘坐人民轮前往上海，这是人民轮的第三次航行，船上一应装饰都很时髦，就连木子都很喜欢乘坐这艘轮船的航行，因为她觉得这艘船的噪音很小，晚上能睡个好觉，且船上没有那么多烟灰，和其他燃煤船相比，人民轮显得极为整洁，这可真是一次舒适的旅行。
站在船头看着江上景色的木子兴致勃勃的向林信义问道：“什么时候往来日本和中国的轮船也能变得这么安静和干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