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章 第216节 （3/4）

第701章

第701章

这场对俄战争对于日本来说，是正式挤入列强行列的一战，日本通过对俄海上及陆上作战的胜利，表明了自己在东亚地区有阻碍一位欧洲列强自由行动之能力，因此欧洲列强今后在东亚地区的外交，将不得不考虑日本的立场，而这就是欧洲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确立以来的一个基本原则，大国利益不容侵犯。

欧洲人通过三十年战争得出的结论，就是大国利益一旦受到侵犯必然会爆发战争，而这种战争一旦爆发就难以单方面停止，为了避免大国之间爆发无谓的战争，这才有了通过协议来确定大国利益的边际。

日本在陆上的战斗对于欧洲人来说其实并不怎么惊艳，哪怕是公认的在陆军上没有什么长处的英国人，也不认为日本人在陆上的战斗有什么出彩的地方，日军几乎就是一支二流的欧洲军队，一旦失去了来自欧洲的武器资源，日军在战场上就不能和俄军消耗下去。

对于欧洲各国来说，和东方国家开战最不畏惧的就是这种消耗战术，特别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他们可以把殖民地的庞大人口变为战场上的炮灰，然后凭借本国的工业能力耗死日本陆军这样的复制品。

相比之下，武汉军队虽然在组织训练上远不如日军，但是武汉军队在政治上转化对手的能力，才是让英国人感到难受和恐惧的。不要说殖民地的仆从军，连俄国的斯拉夫人都倒向了武汉，试图打回欧洲去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所以英法一直在加大对于袁世凯的北洋一系及南方革命党人的力量，以避免中国之政权迅速的掉落到武汉手中。在面对欧洲的紧张局势的时期，英法都不愿意东亚地区再爆发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亚洲民族联合运动，因为武汉治下的报纸公然的提出了这一点。

虽然英法等国向北京和武汉提出了抗议，但是武汉表示这是言论自由，政府无权干涉民众的言论，更何况反抗暴政是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口号，并不是中国人的创造，法国大革命思想在中国民众中流传，各国应当先对法兰西共和国提出抗议，而不是向中国人民提出抗议，法兰西共和国自己都不清算共和派恢复帝制，有什么资格来指责别人呢？

由于在对外战争中武汉军队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这使得中国地方势力失去了对抗武汉的信心，哪怕有列强的支持，这些地方势力也趋向于自保而不是对武汉加以挑衅。

毕竟在武汉以少量兵力帮助南京地区的革命团体击败了当地的满清势力后，大家已经明白了这样一件事，就是没有实力的话，光凭嘴上攻击武汉并不能让武汉受到什么损伤，反而容易引发武汉动手，而列强所谓的庇护，在武汉军队面前其实没啥卵用，洋人也是欺软怕硬的。

南京兵变，列强虽然装模作样的派出了军舰，但是在武汉威胁要在长江上进行水雷封锁后，各国终究还是没敢用武力恢复当地的原状。

当然，这也和满清统治已经无力维持也有关系，江南地区的士绅大多是立宪派，少数还直接投向了革命，真正的保皇派几乎都是那些还没有挤进士绅行列的小地主。

地主和士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家里没有出过知府以上并几代官员的，就不能称之为当地的望族，也就是拥有地方话语权的士绅。

至于小地主，凭借着个人的聪明和一定的机会，还是能够从富农变为地主的，但是这些小地主虽然有点土地和钱，在地方上却没什么话语权，这就是暴发户和地方望族之间的差别。

小地主的投机心理，总想着以小博大，在朝廷局势不利时在朝廷身上下注，以期待朝廷有所起色之后能够给自己超额的回报。

不过这种投机朝廷的地主大多是那种地方闭塞的山村，他们对于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只知道朝廷实力强大，以几十万人征服了上亿人口的中国，太平天国的时候，失去了半壁江山依然还是翻盘了，因此他们觉得这一次应该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毕竟武汉起事以来还没有一次提出北伐以推翻朝廷的。

今次大清皇帝退位，大家都说是袁宫保出卖了大清，而不是说武汉覆灭了大清，所以许多消息闭塞的小地方，依然觉得真正有实力的是继承了朝廷地盘的北洋团体，而不是始终不能入主北京的武汉劳工党。

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些小地主相信现在的朝廷应该还是势力占有的，因此自然积极表现给北京看，表示自己是效忠北京，而和武汉势不两立的。

当然，这些小地主下注在北京身上，也是因为武汉劳工党积极推动土地改革，在根本利益上就是和他们对立的，他们不想辛苦一辈子赚到的家产化为乌有，就不能不采取抵抗，而能够带领他们对抗武汉的也只有北洋了。

可是对于士绅来说，他们作为地方的实际统治者，不管是对乡里还是朝中的情况都是相当了解的，特别是江南士绅，在科举停考后就开始大量把子弟送出国留学，因此这些士绅甚至对于国外的情况也开始熟悉了。

通过这些信息，士绅们的判断就是，武汉所推动的一系列政策虽然损害了地主的利益，但在发展工业的目标上却是符合世界进步的潮流的。

因为列强就没有一个不是工业国，特别是在俄国被击败后，缺乏工业力量就没法保卫国家的意识，已经在这些上层精英中形成了共识。

所以，虽然士绅们反感武汉提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经济政策虽然损害了有产者的利益，可是对于国家来说却是一剂良药。

唯一的问题就是，当国家重新站立起来之后，这个国家究竟为谁所有的问题，因此士绅们除了一部分顽固不化，已经不能跟着时代进步的老顽固外，都有着部分赞同武汉实施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倾向，只是他们要求在这场变革中，武汉应该给他们留下一个位置。

江南地区的士绅比其他地方的士绅更早接触到列强，自然在思想上就更为开放。

事实上近代湖南知识精英之所以会站在革命的第一线，可湖南地主的保守却是全国前列，这一矛盾的情况就在于太平天国之后湘系长期控制江南官僚体系，使得许多湖南士绅子弟几乎都在江南接受了教育，从而和湖南本地地主的保守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南京兵变，对于满清在江南势力的消亡，本地士绅几乎都是袖手旁观，除了少数官员还抱着为朝廷尽忠的思想和起义军对抗了一下，不过很快就被地方势力剥夺了权力礼送出境，表面上是自愿辞职回家，不为叛军做事。

但是在兵变之后的统治权力争夺上，当地士绅并没有轻易的放弃，一度也是有人和列强联系，希望弄出地方自治的局面的。

只是武汉方面没有搞什么集权，而是主动让本地的革命团体自治，并同意当地对武汉的一系列政策进行调整后执行，这才打消了这部分人的野望，毕竟邀请列强出手的代价也是不小的，在武汉没有和他们摊牌之前，这些士绅们也不愿意走这一步，毕竟两方开战把地方打烂了，他们的地方声望也就完蛋了。

因此，南京兵变及善后，其实为地方势力敲响了警钟。

一个是反对武汉不能太过高调，容易引来武汉的攻击。

一个是列强对于朝廷是有着极大的威慑力，但是对于武汉其实没啥威胁能力；

最后一个，就是身边的人倾向于变革的还真不少，和武汉人相比，这些人才真是想要杀你全家的。

所以在东亚战争进入到后期时，英国人已经发现，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力似乎退回到了义和团事变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