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5章 第235节 （2/4）

仅仅是河原、柴山这些被他击败的对手，是没可能动摇他这个海军大臣在海军内部的权威的，更何况他还领导海军打赢了日俄大海战，声望之高连陆军都不得不向他表示敬意。但是在林信义的整合下，这些海军内部的失败者却迫使他不得不让出了大臣的宝座。

所以山本权兵卫一直很明白一件事，林信义的举动才是海军动向的关键，而牧野伸显在外交方向被海军挟持的当下，居然还不知道这一点，反而想要坐等德国和中国协商完成后再有所行动，显然他是还没有真正吸取教训啊。

山本权兵卫只能直白的表示道：“林信义在做什么？外务省就没有关注过吗？如果让林信义先于外务省和中方、德方协调成功，外务省是否打算追认协调结果？”

牧野伸显楞了好一会才回道：“这似乎不合制度吧，林中佐并没有得到授权，怎么能够擅自和中方、德方讨论外交问题？外务省是不会认可这个结果的。”

山本首相还是了解林信义和海军的作风的，他不客气的告诉牧野，“这件事是军事演习引发的外交纠纷，海军如果作为军事演习的参与者和中国共同面对德国施加的压力并不算违反了制度，如果外务省想要否决海军和中国、德国达成的协调方案，也就是等于否定了海军主导的亚洲联盟计划，这是内阁所不能接受的。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局面，那么我只有提请召开元老重臣会议，就外交路线进行确认，外务省到时是否能够做出合理解释？”

牧野这下就强硬不起来了，他很清楚元老们本身就对外务省试图摆脱元老控制的行为不满，外务省精英官僚所主张的外交独立路线是建立在宪法和国际法的法律保障体系下的，而元老们则认为外交没有一定之规，外交的根本在于维持国家的存续，所以如果有碍于国家生存，那么不管是宪法或是国际法都可以不理。

元老们的这种实用主义自然是没法得到外务省精英官僚的认同的，而导致双方出现这么大的分歧，就在于元老们生活的时代和这些精英官僚生活的环境简直是天壤之别，元老们都是从国家沦亡的边缘中挣扎出来的，自然不会把法律看的太过重要，而精英官僚都是和平年代长大的，他们天然拥护法律所制定的秩序，并盲目的相信各国之间的关系是由国际法所构筑的，违背了国际法将会使日本被排斥出国际秩序。

这种对待外交的根本认知的不同，自然使得元老们和外务省精英官僚之间互相看不对眼。不过元老们的主张毕竟不能放在台面上说，否则就会先遭到列强的质疑，也会让国民对文明失去统一的认知，所以元老们对外交路线只能进行暗室操作，而这一点就很好的被外务省精英官僚所利用，他们用公文和法规限制了元老在外交问题上的操作。

牧野知道，一旦海军也站到了外务省的对立面，那么外务省对于外交路线的决策权就真的完全失去控制了，毕竟海军提出的亚洲新秩序路线已经得到了御前会议的认同，并也让外务省官僚接受了这一新外交路线，在外务省没有提出取代这一路线之外的外交路线，而盲目的反对该路线，只会让宫中、府中都认为外务省压根没有独立外交的能力，这可不是他能承担的起的责任。

牧野左思右想之后，终于对着山本权兵卫说道：“我这就打电报给北京，让伊集院公使和海军军演司令部取得联系。”

山本权兵卫却摇头说道：“我觉得外务省还是直接派人去旅顺，直接看住林信义比较好，电报能盯住人吗？我觉得盯不住。”

牧野伸显：“…”

牧野伸显决定接受山本首相的告诫，毕竟对于海军他确实不如山本这位前海军大臣更熟悉。牧野回到外务省后就把女婿兼秘书吉田茂叫了过来，让他赶紧订一张前往大连的船票，以外务省联络员的名义去军演司令部报道，看住林信义的动向。

吉田茂还是很具有行动力的，他得到了牧野的指示后立刻通过私人关系在明天从横滨出发到大连的货船上弄到了一个铺位，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和大连之间的航运贸易就变得密集了起来，虽然日本把得自俄国的关东州交还给了中国，但是日本却保留了大量的俄国人的财产，其中就包括了大连港。

北洋团体毕竟不是武汉，他们一开始就没想过拿回关东州，能够拿回南满铁路的控制权，北洋上下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只不过日本政府终究没能抗住武汉施加的政治压力，不得不把关东州交还给了中国政府，但是在具体交接时，日本人还是迫使北洋将一些俄国遗留的重要财产视为了日本出兵的战争赔偿落在了日本人的名下。

当然，这些财产名义上应当为日本政府所有，但实际上很快就被陆军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卖给了日本商人，然后拿金钱上交给了国库，从而完成了国家财产变为私人财产的转移，陆军的一些人因此获得了极大的回报。

俄国人在经营关东州时和德国经营青岛一样，都是作为本土来建设的，所以1908年的大连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整个满洲地区极为重要的出海港口，不仅超过了丹东和海参崴，也在货物输出增长率上超过了营口。

营口港的自然条件更适合于吨位较小的轮船，而大连港则几乎不受限制，因此在日本控制了大连港后，大连港码头上的轮船运载量是远远超过木帆船的数量的，而在营口依然还是木帆船占据优势。虽然日本把关东州的主权交还给了中国，但是却也因此打通了满洲和关东州之间的隔阂，使得大连商业有了一个快速的发展，大量的满洲物产开始运往大连加工然后再外运，这也造成了日本和满洲地区的贸易份额暴涨的局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吉田茂想要找到一艘前往大连的船并不困难，难的其实是弄到一张船票，因为双方的贸易往来的快速增长，使得不提前预定就不能获得一张船票，日本人想要前往大连发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一开始吉田茂还以为日本人前往大连的目的就是为了留在大连，但是在船上和同舱的旅人交谈后才发觉，这些人的目的地其实是长春和哈尔滨。按照这些日本旅人的看法，大连要比汉城强，而北满又要比南满强。

为什么大连比汉城强，因为汉城能赚钱的行业都被陆军和日本高层的亲友所垄断了，普通日本人几乎没啥暴富的机会，大连因为交还给了中国，所以日本政府的力量在这里不够强势，也就使得各日本财阀不能搞垄断，给了一些小商人以出头的机会。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好的工作地点还是武汉控制的北满地区，哪里不仅有严格的法律限制资本的权力，也需要大量的有知识但无资本的劳动力去建设，北满地区对于资本的进入比较谨慎，但是对于人才的流入却比较宽松，只要你有一定的技术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还能得到低息贷款。

对于那些完成了中学教育的日本人来说，北满这个到处在搞建设的地方自然要比国内和朝鲜等地有着更多的机会，特别是理工科大学毕业的日本人，在北满地区还能得到特别的关照，不少人在北满呆了不到一年，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小公司，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

船上和这些日本人的交谈，让吉田茂都开始忧虑起来了，过去他对于日本人跑到海外去基本不怎么关心，因为他觉得跑到国外的都是在国内混不下去的失败者，这些人出国倒是解决了国内的社会矛盾，那些肯吃苦和努力工作的日本人，压根不需要跑去国外冒险。

但是现在的景象就让他有些焦虑了，向北满地区迁移的日本人，正是他过去所认为的日本社会的中坚力量，如果这些人都跑出去了，那么留在国内的岂不就剩下了一群混蛋？

带着这种焦虑，他坐上了大连往旅顺的火车时，给自己的岳父写了一封信，认为海军发展工业的设想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发展工业才能把有能力的日本人留在国内，而这些人才是日本的根本，那些只会叫嚣着征服大陆的浪人和军人，对于国家来说只是消耗品。

吉田茂在旅顺下车，然后就在车站找到了邮局发出了信件，接着他叫了一辆马车前往了军演司令部，也就是原俄国远东总督府。吉田茂在改名为海军学校的总督府前下车时，也不由感到了一阵惋惜，因为这原本应该是日本的战利品，但是迫于国际政治的现实，日本只能交还给中国。

一开始日本海军是要求拆除掉旅顺港内的所有军用设施的，以防止旅顺变成反对日本的一处军事基地，但是很快海军又发生了转变，不仅同意中国人保留了这座军港的所有军用设施，还帮助中国海军在此地建立了一所海军学校。

而海军的这一转变，其实就是海军更换了自己的敌对目标，把近邻中俄改成了占据南洋的英法德美等国。吉田茂觉得海军的外交路线也不能算是错误，如果真的能够拉着中国南下，那么日中之间的海上冲突就变得可以协调了，毕竟在欧美列强的海上势力面前，日本和中国都无法自保，合作才是唯一出路。

看着原俄国总督府内的豪华洋楼，惋惜过后的吉田茂也就恢复了正常，向着门卫走去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在登记了整件之后，一名海军参谋从学校里出来把他接了进去。

然而让吉田茂感到郁闷的是，林信义不在这里，他非常不理解的向面前的海军参谋询问道：“武汉庆祝工农兵委员会周年庆典，为什么会邀请林信义中佐？我们外务省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这难道不是外事活动吗？”

井上继松不以为然的对着这位外交官回道：“这是劳工党向林中佐发出的私人邀请，和普通外事活动无关，海军认为没必要向外务省通报海军军官的个人活动。小村外相当年在伦敦促成日英同盟的时候，不也没有通报过海军吗？”

吉田茂对此也是无法回答，小村外相推动日英同盟为了防备伊藤元老的反对，只和山县领导的陆军达成了共识，直到日英同盟接近成功时才邀请海军加入讨论，日英同盟虽然是海军所渴望的，但小村外相的行动并不能让海军觉得有多友善。

但是外务省不可能在陆海军中一碗水端平，毕竟海军支持日英同盟但反对大陆战争，而小村外相推动日英同盟就是为了发动大陆战争，所以就不可能和海军先进行磋商。虽然小村外相的计划得到了成功，后果也是很明显的，海军上台后就把小村外相给赶下台，然后开始推动海军主导的外交路线了。

海军和外务省之间现在虽然是合作关系，但双方都隐藏了一些东西，并不原因让对方了解。吉田茂无可奈何的发电报给了东京，而牧野给他的指示也很明确，尽快前往武汉，找到林信义，不能让林信义先于外务省和中德双方达成秘密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