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5章 第235节 （3/4）

吉田茂知道，岳父的意思是不能让海军完全左右外务省的工作，外务省可不是海军的外事办。幸好从旅顺到武汉现在已经是铁路畅通，他只需要做火车就能快速的赶到武汉，这倒是省去了不少旅行之苦。

而这趟中国铁道之旅也让吉田茂深深的感受到了中国铁路的发展差距，虽然铁路已经从大连贯通到了武汉，但是这段行程其实分为了三个铁路段。

从大连到沈阳和国内没啥区别，日本人在这段铁路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从沈阳到天津到保定，服务就比较差了，北洋虽然收回了关内外铁路，但是在管理上并不出色。从保定往南的铁路段，吉田茂认为足以和德国铁路的服务相媲美，虽然这段铁路线上并没有德国列车长。

第748章

吉田茂此前来中国时不是没有坐过这段铁路线，但是他发觉武汉管理下的铁路线设备和服务提升的是最快的。

过去他一直都觉得中国的铁路服务想要赶上日本恐怕要很久很久，因为日本的铁路职员至少没有把自己当成官员，可他在中国的铁路线上发觉这些中国铁路职员很明确的把自己和普通铁路工人进行了区分，并把普通乘客视为了旅行中受自己管制的百姓。

这种铁路线上的官僚作风让他觉得中国人恐怕是管不好这种现代运输工具的，但是这一次他发觉自己的判断出现了失误，其实中国人也有认真做好服务工作的能力。从保定到武汉的这段行程，坐在软卧车厢内的他虽然没有享受到头等车厢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列车员还是很好的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服务。

吉田茂有意识的走了一下硬卧和硬座车厢，武汉管理的铁路线把头等、二等和三等车厢改了名字，表明了武汉在政治上的主张，即人人平等的原则，花钱可以坐更舒适的车厢，但是不能把自己视为高人一等的存在。

吉田茂的观察结果就是，这趟列车上的列车员对于三种车厢的乘客态度是一样的，只不过列车员服务的对象数量有所不同，硬座车厢更多的是乘客自理，这里列车员更注重应付紧急状况而不是为乘客服务。可以说，整个旅途中列车上的职员表现出了一种相当的专业性，比之满洲及关内外铁路上三等车厢的无序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

和其他外交官关注的高层情报不同，吉田茂其实更喜欢关注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因为他认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一个社会中普通人占了多数，所以一个国家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观察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比打听高层的情报要更真实一些。

比如通过满洲、华北和中原地区民众日常生活的比较，他就觉得武汉能够变得越来越强不是什么军事上的强大，而是武汉管理下的民众正变得越来越自信和有组织能力。只要看一看满洲和关内外铁路上三等车厢内乘客之间的互相戒备和硬座车厢内乘客的放松心态，就能看得出武汉治下的民众要比北洋治下更有安全感，人和人之间也具有信任感。

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状态，在国家面临大战的时候将会决定一个国家能够动员起来的力量，一个不相信政府的社会是没法动员起全部资源来抵抗外敌的，因为他需要把大部分资源用来防备自己治下的民众，日本能够打败满清，就是因为满人压根不相信汉人，而汉人也不信满人的朝廷能支援自己。

因此这一趟的铁路行程倒是让吉田茂承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武汉已经彻底抛弃了过去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而采用了国民意识来塑造本国民众的观念，这类似于日本所实施的脱亚入欧政策。

这样一来他也承认海军的判断是正确的，一个具有四亿多人口的大国开始走向欧洲化，那么即便只是完成了一小部分也不是日本能够征服的。他甚至对于海军能否控制住日后的亚洲联盟都产生了怀疑，因为这样一个具有庞大人口及国土资源的大国一旦欧洲化，他们怎么可能会接受日本海军的保护？

带着这样的疑问，吉田茂在大智门火车站下了车，和一年前相比，武汉变得更加繁华了。而且街头上为了迎接庆典装扮的旗帜和花朵，使得这座城市更加的让人惊叹不已。吉田茂认为，就目前的城市面貌来看，武汉确实超过了上海租界区，成为了远东最为现代化的城市。

当吉田茂抵达武汉试图和林信义取得联系的时候，这位海军中佐正在德国领事馆内和德国殖民大臣伯恩哈德·德恩堡进行交流。

今次武汉举办的庆祝典礼实际上也是一场盛大的招商会议，德国工商界的重要人物都受邀来访，就中德在贸易和投资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交流。

过去对武汉投资的德国工商业巨头，主要是克虏伯家族和西门子家族，这两个家族过去几年内在远东获得了极大的成长，克虏伯家族五年内在中国的投资从不到一百万马克上升到了5500万马克，西门子的投资增长比例也差不多。

于是德国的工业界和银行家们发现，当他们还在思考如何销售自己产品的时候，克虏伯和西门子则在发愁自己的生产力不足问题，双方的窘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这些德国的工业家和银行家通过对克虏伯、西门子公司的数据收集，发觉中国的市场远没有停止高增长的需求，反而因为不断的对工业的投入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需求。

比如武汉对工业化的追求盘活了德国对于山东煤矿和铁矿事业的投资，德国看上山东就是因为山东有着丰富的煤炭和铁矿资源，但是等德国开始对山头进行开发后，德国人发觉山东的资源其实对德国的帮助不大。

山东的煤炭不太适合用来船用燃煤，更适合于发电和冶金，山东的铁矿虽然丰富，但是品位并不算好，把山东的煤铁资源运回国去不划算，在山东本地建立钢铁厂，投资巨大且亚洲压根没有这么大的钢铁需求，在武汉政权没有建立之前，满清的汉阳铁厂就已经出现了产品滞销状况。

所以海军虽然想要把山东建设成为海军在远东的基地，建立起包括钢铁和造船事业在内工业体系，但是国会拒绝拨款，而资本家认为无利可图，德国海军的计划等于是胎死腹中。

但是当武汉政权成立之后，原本被德国人视为鸡肋的山东煤铁资源终于获得了一个新市场，不过德国的工业家和银行家并不打算按照海军的方式把山东变为德国的海外军事基地，而是认为应当和中国人合作开发山东的煤铁资源。

德国的工商巨头立场相当的明确，就是海军压根保不住德国在远东的利益，他们在山东采取殖民地式的经营就要面对被中国政府没收财产的可能风险，俄国人就是过于贪婪，结果其在满洲及滨海地区的所有基础建设都被中国、日本瓜分了。

德国资本脑子有没坑，看到俄国人的下场还要再去踩一次，特别是克虏伯亲自帮武汉建立兵工体系，他很清楚武汉的军事发展速度，他私下里对自己的朋友是这样评价的，“我们虽然把俄国视为未来的敌人，但我敢说，幸好有俄国挡在了中国和德国之间，否则我们才真正遇到了麻烦。”

克虏伯认为中国人的战争能力要比俄国人强，虽然灰色牲口们能够在沙皇军官的驱使下用无止境的人力堆死自己的敌人，但是相比起拥有更多人口的中国，沙皇俄国的人力资源没什么优势，而在对待战争的民众认知上，中国人是唯一愿意为道义献出生命的民族。

克虏伯对此解释道，“虽然我们欧洲能够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来号召民众支持战争，但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本民族或本国民众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假如没有这样的利益引诱，普通人是没法激发起荣誉感的。

但是中国人在没有认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之前，就曾经以反对暴虐的统治发起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最近的一次叫义和团事件。所以，中国人实际上比任何民族都好战，只不过被他们的统治者用礼教牢牢的束缚了这种欲望。

对于中国人来说，大一统就是一种统治者的道义，不能完成大一统政权的统治者是不能视为中国的合法统治者的。所以，试图割据山东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指望中国人会遵守这个约定，不管我们在山东投入多少，等到中国新政权建立起来，那么收复山东就是必然之事。

中国人能够为了山东和我们进行全面战争，而德国却不可能为了山东放弃本土的安全，所以这场冲突我们必然是失败者。与其两败俱伤，倒不如只谋求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而不是试图占领中国的领土。”

假如放在十年前，这话连克虏伯自己都说服不了，毕竟那时的德国正野心勃勃的试图寻找德国在阳光下的新土地。但经过了摩洛哥事件和英德关系恶化等事件后，德国资本首先丧失了和平拓展海外市场的信心，这里的和平是指和英国的和平。

英国对德国不断采取的外交和经济限制，已经让德国资本意识到了自己在海外的投资是多么的脆弱，如果英国和德国真的开战，那么除了靠近德国本土的地中海区域，美洲和亚洲地区的海外投资几乎都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威胁之下。

这种时刻德国资本思考的当然不是扩张问题而是海外投资的安全问题，哪怕是那些主张德英亲善的德国资本对于英国人的操守也是没有什么信心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重新进行评价，就成为了德国舆论界的风潮。

这种重新评价，实际上不是德国人的首创。英国人在选择日本作为远东的看门者之前，对于日本民族的鄙视有一个极为恰当的专有名词-东亚病夫。但是在英国人选择了日本作为远东的看门者后，英国报纸对于日本人就开始了重新评价，即便是甲午战争中日本击沉了英国商船，英国人也在为日本海军掩饰和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