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章 第250节 （3/4）

对于法国人所谓的忠诚和奖励，三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也提出了土地改革的主张，即表示民族独立后要给每个人分地，这就吸引了一批贫苦农民出身士兵的支持。虽然这让一部分地主家庭的子弟远离了革命，但是三国的中下阶层民众都开始接受了革命和独立的主张。

由于法国人在远东力量不足，所以在远东还是建立了印度支那联邦议会以给与当地权势人物参与政治的渠道，但实际上印度支那联邦议会对总督没有任何约束权，而是总督向当地权势家族下达命令的场所。且法国人在印度支那联邦议会中设立了交趾支那、安南、东京、柬埔寨、老挝五个地区，这就等于是把越南一分为三，进一步削弱了越南人的反抗力量。

法国人对于印度支那联邦的严密控制，还在于对其对外贸易上的偏向性政策，法国对印度支那的关税被减少到了2.5%，而其他国家的商品关税却比从前上升了一倍，这就使得过去三国的传统贸易模式被打破，法国资本在三国的控制不断深入。

在法国这种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压制的殖民秩序下，三国零星的自发反抗自然是难以打破法国的殖民同志的。比如安世抗法农民起义军从1887年持续到了1909年，但终究还是在法国人和越南地主阶级的联合下给镇压了。

残余的农民军虽然还在黄花探的领导下继续斗争，但已经无力再威胁法国人的统治了。起义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地主阶级把土地私有视为了自己生存下去的根本，不管是法国人或是农民军，谁要是威胁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他们都会采取武力抗拒。

因为土地私有，所以法国人只要不侵害自己的权利，那么地主就会支持法国人的统治，而法国人也就能够拉拢一部分地主打击另一批地主。殖民主义者的分而治之也就成功了。

所以，在一个农业国家，如果不先打倒地主阶级，就不可能赢得什么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胜利，因为地主阶级天然就会站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方，只要他们能够加入其中。

此前三国抗击法国侵略的失败，就在于那些抗击法军的起义军领导者都是地主，他们除了少数人真的转变成了民族革命者外，大多数地主反对的只是法国人要侵占自己的土地的行为，而不是要真的去解放整个民族。

所以，当法国殖民者愿意承认地主们的自治权时，这些起义军的领导人多半都会接受，黄花探也同样因此和法国人进行了谈判，等到黄花探觉得自己受骗时，周边的农民已经不大相信他会继续和法国人斗争下去了。

而现在，联盟指导下的三国民族独立组织提出了土地革命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在联盟的居中调解下，三国独立分子又达成了合作，于是在1913年这一年中，三国的民族独立支持者就快速上升了。

1911年阿尔贝特·萨罗就任法属印度支那总督，虽然法国人称他是开明的东方总督，但实际上阿尔贝特·萨罗对法属印度支那采取了更进一步的同化政策，比如加强法语教育、废弃汉字、加强了天主教的传播，并开始着手打击控制越南稻米生意的华人。

阿尔贝特·萨罗的开明政策其实就是一个核心，那就是打击在印度支那经济中占据主导的华人经济，打压了华人经济后，华人空出的位置除了交给法国资本外，还能用来收买一部分本地人。

阿尔贝特·萨罗的政治手腕还是出色的，在他的统治期间，华人在印度支那的地位不断被削弱，并被一些本地商人、地主所敌视。但是他的开明统治也进一步加强了进步主义者的力量，这些接受了法国教育的年轻人对本国的地主阶级产生了厌恶。

1914年1月阿尔贝特·萨罗卸任，约斯特·范夫伦霍芬代理总督，不过这个人没有萨罗的政治手腕，他对于萨罗拉拢殖民地土著上层势力的手段也不以为然，认为当地土著软弱无能，无需给与他们太多的优待，因此开始偏袒法国资本对越南土地的扩张行为。

阿尔贝特·萨罗执政时已经意识到法国资本对越南土地的掠夺是造成越南农民不断起义的根源，因此在他上任后就限制法国资本侵占越南人的土地，转而打击华人经济，引诱越南地主种植橡胶等经济作物，从而和法国经济展开联系。

约斯特·范夫伦霍芬放开对法国资本的限制，固然让法国人获得了好处，但却再一次激化了法国人和越南上层之间的矛盾。在此前，法国已经废除了试图反法的成泰帝，而立其子维新帝。现在双方的矛盾激化，越南上层反法的情绪又高涨了起来。

1914年四月，越南民族主义者要求加强印度支那联邦中本地议员的比例，并且要和法国本土议会一样，获得审核财政预算的权力。这一要求得到了老挝和柬埔寨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但被约斯特·范夫伦霍芬否决。于是三国民族主义者提出了限制总督权力的要求，并开始上街游行。

本章完

第786章

约斯特·范夫伦霍芬和阿尔贝特·萨罗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只是一个殖民地军官，而后者则是法国的政治家，所以阿尔贝特·萨罗在制定印度支那的统治政策时会考虑欧洲局势的变化，他的开明有一大半是建立在，如果法国本土无法支援印度支那，那么印度支那政府需要依赖本地土著势力维持统治。

而约斯特·范夫伦霍芬迷信于法国伟大的文明力量，认为印度支那的土著没有能力挑战法国的尊严，而他也需要交好那些法国资本，才能让他回国时获得一个较好的安置，殖民地的资历在法国本土的作用不大，甚至还会被本土官僚所轻视，只有阿尔贝特·萨罗这种本土政治人物，才可以把担任印度支那总督当成一种政治经验。

两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待印度支那于法国，看待印度支那人民于法国的观点自然也是大不相同的。和阿尔贝特·萨罗相比，约斯特·范夫伦霍芬更为看重印度支那的土地和财富，认为只有为法国进一步获得这些土地和财富，他才能够成为法国的英雄。

于是在阿尔贝特·萨罗离开后的2个月内，那些有利于印度支那上层的政策都被废除了，约斯特·范夫伦霍芬利用总督的无限权力，试图把印度支那每一点利益都收纳进法国的口袋。代理总督的这种行为，自然引起了和法国人合作最为密切的越南上层，他们也就顺势放开了对于民族独立势力的压制，从而引发了扩大议会权力的民众示威活动。

民众示威活动虽然是殖民地法律所禁止的，但却又构不成武力镇压的条件，自从印度和中国的示威游行遭到武力镇压后变成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后，列强在东方的殖民手段就稍稍缓和了下来，没有上个世纪那种强势了。

荷兰人试图继续用武力镇压东印度群岛的土著反抗，结果却陷入了和日本正面对抗的局面，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上的统治力量大大的收缩，只能维持爪哇和苏门答腊岛的统治秩序，而这两处根本之地的反抗运动也越来越多，这实际上已经开始宣告19世纪之前流行的那套武力殖民秩序已经接近破产，如荷兰这样的小国，压根支付不起这种武力殖民的成本。

英国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期间被东北三邦的人民军连续击败，不得不承认东北三邦的自治地位，就说明了即便是世界头号霸主的大英帝国，也接受不了无休止的对全球殖民地平乱的人力和物资消耗。

这也是法国人对海外殖民地采取同化政策的原因之一，因为法国人知道自己的海外力量没有英国人那么雄厚，毕竟英国人凭借对全球海权的控制，能够轻易的把力量集中在一个地区，而法国人是做不到这点的，他们在海外的殖民地几乎是不能自由移动武装力量的，只能采取重点经营的原则。

约斯特·范夫伦霍芬虽然认为法国的武力不是印度支那的土著能够反抗的，可是他也清楚对于民众的示威游行需要慎重对待，毕竟他在广州湾待过，知道当初法军对和平反抗的农民开枪引发了什么后果，因此他一开始还是采取了克制，只是动用了宪兵和警察对示威群众进行驱散。

不过，无组织的示威游行和有组织的示威游行是两码事，在印度支那政府驱散了东京街头的示威游行后，反而激起了整个越南地区的反法示威游行，这个时候宪兵和警察就不够看了，在东京终于还是有宪兵忍不住开了枪。

于是抗议法国人的游行就从越南扩散到了老挝和柬埔寨，形成了整个法属印度支那的反殖民主义运动，这也是第一次三国民族独立运动的联合，于是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开始陷入了危机。

林信义参加的紧急会议，实际上就是如何插手法属印度支那的事件。对于亚洲联合舰队参谋部来说，日方参谋人员实际上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反法民族运动给与相当大的行动指导，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法国人从东南亚挤出，从而把联盟的势力进一步扩大。

在联盟成立一年多之后，这些参加了联盟的日本参谋人员已经从日本本位转向了联盟本位，毕竟在他们看来，联盟利益和日本的利益是高度统一的，通过联盟他们可以掌握更多的权力，那么保留日本本位就毫无必要了。

比如法属印度支那问题，如果站在日本的立场上，日本和法国展开直接对抗是不明智的，这将会引发其他列强对于日本的反感。但是，站在联盟的立场和法国人进行对抗，就算列强想要把矛头指向日本，也要考虑一下和整个联盟对抗的后果。

亚洲联盟的核心虽然是日本和中国，但是太平洋联邦背后的德国，地位不明确的赤塔共和国-斯托雷平一直想要和平解决赤塔共和国的问题，因此默认了赤塔共和国签署的对外协议是有效的。这就代表着，指责联盟的行动必然会和日本、中国产生对抗，而德国和俄国都借口站在联盟的一方。

就算是英国，在巴厘岛事件中也还是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妥协政策，就是担心远东彻底倒向德国，并改变了俄国的立场。斯托雷平的东方政策就是，不和中国敌对，拉拢日本对抗中国，从而寻找返回远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