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2章 第252节 （1/4）

只要看过了万湖会议，实际上也就了解了总体战的本质是什么，而人民战争的理论实际上和总体战的组织方式是没什么区别的，只不过人民战争的理论要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意义，而总体战的目标是禁止普通人对于战争的联想，只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为了国家而已。

人民战争的模式一旦开启，也就意味着经济建设被打断，整个社会都要为战争进行服务，这就是田均一等中央委员不愿一开始就使用这样战争模式的原因。虽然袁世凯的北洋团体在私下扩充了军队，但武汉劳工党并不感到畏惧。

劳工党不感到畏惧的原因是，武汉六个师至少有三个完成了骡马化，机动能力和作战延续能力是北洋一个师的三倍，且武汉军事委员会对各师已经完成了无线电通信的技术布置，也就是武汉的军事委员会可以把指令直接以无线电的形式发给各师，而不必使用有线电报。

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军虽然在1905年就开始建立无线电训练班，但主要用于陆地和海上军舰的联系，因为北洋没有无线电技术储备，只能从外国引进，早期的无线电设备太过笨重只能装在军舰上。而武汉和西门子合作之后，在电讯事业上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到了1912年已经开始试验野外移动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年民用城市广播系统都已经商业化了。

因此，北洋的军队一旦离开驻地，北京想要得到消息得等北洋军队停下来用有线电报通知自己，在军队移动的过程中，北京很难掌握住军队的动向，这也是北洋一师师长的地位要高于国防部官员的根本原因，因为师长对于部队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几乎没人能干涉他的指挥权。

欧洲国家针对这种情况就是加强了直属军部的参谋军官的指挥权，从而保持了对于军队的控制力，而随着无线电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军部对于军队的控制力就进一步加强了。袁世凯在担任国务会议主席后就打算建立参谋体系，但是遭到了北洋各师将领的反对，至于无线电技术则又因为太贵难以普及，这就使得1914年的北洋团体和1907年的北洋团体几乎没啥变化，袁世凯和北洋各军头共治，而不是一个统一的集权系统。

反观武汉这边，红军体系已经完全取代了前清的新军和革命军，劳工党、军事委员会、军政大学，将红军构建成了一支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人民武装，原先的军官阶层已经失去了干涉政治的能力。

清末新军的政治化，实质上就是军官阶层的政治化，而这种政治化又来源于建军思想的混乱。当满清试图按照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常备军，然后又公然表示大清和中国势不两立后，新军反清也就是必然的趋势了。既然朝廷不能统一大清和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那么军队就自然会选择自己想要保卫的目标。

而在武汉这边，劳工党已经很明确的指出，军队保卫的是工农联盟的利益，那么军官阶层也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影响力。红军实施的是义务兵役制，前清那种脱离社会的职业军队可以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但是对实施义务兵役制的红军来说，他们更容易接受保卫自身阶级利益的建军理念。

因此现在的军事委员会是不大瞧得起北洋军的战斗力的，六七年前北洋军还能以训练和军备压武汉新军一头，但在组织上已经落后于武汉新军，那么现在的北洋军在训练和军备都不能让军事委员会瞧得上了，毕竟北洋军上层还在搞扩军战术和迷信先进武器，而军事委员会已经开始研究体系作战了。

军事委员会最多也就是称赞一声北洋的兵员不错，但是在其他方面都只能摇头，他们看待北洋军就如同英国人看待大清的军队一样，一群能够使用先进武器的民兵，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作战能力，用来作为辅助兵种倒是够格的。

军事委员会之所以会如此评价北洋军，是因为他们也已经达到了工业国军队组织的水准，工业国和农业国军队之间的巨大差距不在于武器，而在于组织和作战理念上。前清军队的作战理念是胜利后可以抢劫一把，北洋军稍稍进步一些，胜利后可以夺取一块地盘收税，所以这些旧式军队可以出一些悍匪，但是指望整支军队去完成作战规划，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支持他们作战的动力在于战后的及时回馈，没有这个回馈就不可能让他们继续下去。

所以旧式军队在打顺风仗时能发挥八九成的战斗力，但是到了下风时就会出现兵败如山倒的状况。北洋军在对俄战争中的表现就是如此，和俄国人打仗几乎不可能获得什么胜利品，所以北洋军攻，攻不动，守，守不住。只有在武汉军队作为核心的战役中，北洋军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

武汉军队之所以能够比北洋军更加顽强，一方面是建军思想的明确，另一方面就是劳工党对军队做出的完善保障，确保了士兵伤残或死亡都能得到妥善的后事安置。所以武汉军队在作战时也就目标明确了，完成作战目标取得胜利，然后回家过日子。

双方军队的实力差距，在军事委员会看来是极为明显的，自然就不会害怕北洋搞什么扩军，就算是真的玩扩军，北洋也是不如武汉的，因为武汉是征兵制而北洋还是募兵制，武汉在各个国有工厂和乡村公社都有着人民武装部，这也是人民战争的动员基础，北洋和武汉比扩军，在军事委员会看来是比较可笑的。

阻碍武汉扩军的不是组织问题、民众的意愿和物资上的不充分，而是劳工党的决心。就拿人口比例来说，劳工党控制下的人口实际上有2.5亿，北洋实际控制人口不过七八千万，全国总人口约五亿左右，劳工党实际掌握了中国一半人口，且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被纳入武汉经济体系中的。

1913年中国的国民收入约340亿马克，国民收入这个经济核算理念是林信义和德国银行家们创造出来的，创造这一经济核算理念的目的是为了发行国债和建立信用货币体系、征税体系。

1913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是84亿马克，占中国的近四分之一，而美国的国民收入是1400亿马克。中国财政收入约合13亿马克，不过武汉就占了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这还没有包括武汉国有企业和国有农场的上交利润，这部分利润达到了26亿马克，用来支付贷款利息和再投资生产。

仅仅从财政上来比较，武汉的财政收入实际上已经日本政府，只不过武汉在远东战争之后一直以基础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为中心，所以军事支出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而日本不仅在陆军规模上和中国陆军接近，比武汉军队的规模大了2倍以上，还维持着一支庞大的海军，所以看起来武汉的军事实力似乎在战后并没有什么提高。

不过在工业规模上，武汉的钢铁产量已经突破了年150万吨，武汉之外的其他地区加起来也就十五六万吨，其中现代钢铁厂几乎都在外资手中，剩下的都是土法制钢铁的小作坊。武汉治下的煤矿开采数量为1600万吨，其他地区为1200余万吨，虽然大多在北洋的地盘上，但现代化煤矿产量的一半是外资的。至于石油提炼工厂则只有武汉有，北洋压根没有这个产业。

只要看一看武汉治下的工业发展速度，就知道英国人和日本陆军为什么要支持北洋开战了，再不开战，过几年北洋就更加没有勇气挑战武汉了。

让军事委员会诧异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就是北洋怎么敢主动挑起战争？毕竟就北洋的工业水平，一旦外购的军火用完了，也就只能束手投降了，而北洋军就想靠着莽一波打下武汉，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全国唯一一个重炮师就在武汉。日本海军、克虏伯公司和军事委员会合作，完成了钨钢火炮的设计，武汉已经有能力自行生产150-200毫米口径的加农炮。

按照德国人的要求，该新型火炮不得向其他国家出口，包括日本陆军在内，德国人掌握配方，中国人生产钨钢，日本海军则保证德国资本在战时的安全。按照林信义的看法，除非把海军战列舰开进长江，用战列舰的300毫米主炮压制，否则当前陆军的主流重炮都难以压制这种合金加农炮，这是战略炮兵而非战术炮兵。

当然，军事委员会并不打算把这种新型大炮暴露出来，毕竟这将会极大的削弱德国的战争优势，从而引发欧洲战争的变局。而红军也不可能容忍北洋军逼近武汉，毕竟河南现在已经成为了武汉工农业经济体系的核心区域，不仅是粮食产地，也是煤铁原料的主要供应地。

于是，林信义的全面动员提议获得了军事委员会的全力支持，此外林信义提出的另一个建议是，主张让年轻党员在战争中经受锻炼，不能仅仅把这场战争当成是军事任务来处理，这同时也是一场解放战争，必须要让年轻党员承担起解放民众的宣传任务，让民众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所在。

这一建议获得了田均一的认同，党的组织规模虽然不断在扩大，但过于平静的建设时期，正使得党失去革命性和先锋队属性，许多年轻人加入党组织并不是认同了党的理念，而是把入党当成了提干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理论正变成新的四书五经，有的人可以背出共产、党宣言，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觉得自己是党的干部，而不是人民的代表。

田均一也认为，党内这种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现象，正在制造一批党内的士大夫，他们在文字上遥遥领先于普通群众，但是却拒绝实践党的理念，听党的话可以，听群众的意见，不行。所以田均一认为林信义说的对，应当让这些年轻党员去经历一下解放战争的硝烟，对于那些不能和群众发生共鸣的年轻党员，就没法留在党内了。

劳工党的中央会议得出解放战争时机出现时，9月17日龙济光的济军终于无视了广东新军的警告，越过了广东新军的防线向广州进军了。广东新军虽然倾向于共和，但就战力来说确实不如老兵居多的广西济军，战争开始后就出现了节节败退的现象，孙文领导的广东省政府不得不向北京提出控诉和向武汉求援，认为广西军队挑起了内战。

本章完

第790章

俄罗斯人对于引发中国内战的积极性还要高于英国和日本，虽然俄国在远东的力量因为远东战争而几乎荡然无存，但俄罗斯的外交官试图通过列强一致的原则在给北洋贷款的同时，收回俄国在远东失去的利益。

俄罗斯驻华外交官虽然承认，北洋和劳工党合作建立的新国家正在让中国恢复大国地位，但是中国的财政制度是混乱的，北洋向各国银行团借款6000万英镑，无疑说明了北洋实际上并无能力单独统治这个国家。

为了照顾中国人的感情，过去各国银行应当从统治中国的地位转为控制中国财政的工具，帮助北洋整顿财政制度，好使其击败武汉的劳工党，而北洋也该交出一部分权利给各国银行作为抵押，为了确保债权人的利益，各国政府应当在中国问题上保持一致原则。

俄罗斯外交官试图通过英国和法国来完成自己在远东的外交布局，一如当年俄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满清身上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在俄罗斯驻华外交官的积极推动下，英日法三国对对华贷款一事进行的非常顺利。

不过国会对这笔贷款提出了异议，国会议长秦力山和副议长王正廷于签字之前拜会了国务主席袁世凯，袁世凯却拒绝接见两人，表示国家正需要贷款不能拖延，而后两人又正告银行团，表示该借款违法，国会不会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