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2章 第252节 （2/4）

在这个时候，又爆发了广东倒岑风潮，袁世凯于是下令任命张鸣岐接任广东省长，调孙文为西藏宣慰使，并任命李纯担任江苏督军。在广西广东两军爆发冲突后，袁世凯不仅不认同广西军挑起内战说法，还指责国会偏袒中华革命党，宣布解散国会重新大选。

说是解散国会重新大选，实际上袁世凯是想要接着国会的空位期间实施独裁，他在解散国会后就下令调田均一前往北京担任国务会议副主席，并令北洋军做好了南下和进攻北满的准备。

在英国海军的支持下，9月25日三营北军在上海登陆，并开始不断运输兵力至上海，显然北洋已经做好了全取江苏的准备工作。面对北洋蓄意挑起战争的势头，武汉方面一边下令秦力山等北方要员撤离北京，一方面开始在舆论上对北洋制造内战的事实进行了揭露。

九月二十八日，面对广西济军已经攻下佛山的情况下，武汉方面终于下令驻湖南的红军第五师进入广东维持秩序，并要求济军停战，对其劫掠平民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龙济光立刻发电北京，要求袁主席阻止武汉的行动，否则他就不得不撤回广西。龙济光是识时务的，他打广东新军心理上没啥负担，因为他知道广东新军没啥作战经验，且军备人数都不如自己，在英法的支持下，他自然是不会担心自己打不过广东新军。

但是他也知道济军和武汉红军之间的差距，湖北新军当年就是在广西镇压反清武装的主力，也就是因为忠诚于朝廷的湖北新军被调到了广西，所以后来湖北新军造反时朝廷在湖北才找不到镇压新军的武力，那些在广西的湖北新军除了一部分自行返回湖北外，还有一部分则留在了广西成为了济军的重要本钱。

虽说这些留下的湖北新军并不认同劳工党，但是龙济光也知道他们不会愿意和湖北红军拼命的，一方面是大清已经完蛋了，这些湖北人在济军只是为了钱作战，所以不大可能和老乡拼命；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认为能拼的过红军，毕竟济军中抽鸦片的很多，可是红军却已经禁绝了鸦片，光是纪律上红军就比广西军队强了。

而新军和旧军最大的区别，就是纪律问题，广东新军确实不如广西济军能打，但是广东新军失败后不会溃散，光是这一点就不是旧军能比的，旧军打败一场就跑光了，只能等主将重新招募编练军队。龙济光很清楚，自己的济军看起来能打，但只要失败一次，他就变成光杆司令了，不能指望那些败兵会败而不溃。

袁世凯当然不能让龙济光退回广西，否则岂不是白白让武汉又多了一个省，英国人也不同意让武汉接管广东，那么对香港来说就危险了，毕竟中华革命党或之前的岑春煊，都只能仰赖英国人的支持才能维持广东的统治，他们想要威胁香港就是做梦了。但是武汉不同，武汉并不会受制于对外贸易，英国人封锁广东出海口，不会让武汉屈服，只能让英国商业彻底失去中国市场。

因此袁世凯一边用电报命令湖南驻军严禁进入广东，一边任命了安徽、江西两地的督军。武汉管制下的地区不设督军，而是设立了省级军事委员。袁世凯任命北洋将领为两地督军，显然是一种宣战的行为。

十月一日，袁世凯又宣布，王占元任东北督军，命令北满地区的军队服从政府命令。武汉当即通电全国，认为袁世凯擅自解散国会后所颁发的一系列人事任命都是违法的，要求改选国会和改选政府。

十月三日，李纯部强行进军徐州，驻徐州的红军一团在击退李纯部进攻后选择主动撤出徐州，武汉再次发电督促北京停止军事行动，勿要挑起内战。

十月五日，袁世凯以劳工党擅自进攻广东，不服从中央命令等事由，宣布劳工党为违法组织，禁止劳工党参与国会竞选，并宣布政府军将会进入武汉接手地方管理，南方军民勿要受劳工党欺骗反抗政府，内战于是爆发。

袁世凯下决心发动内战后，就决心直捣黄龙，认为只要摧毁了武汉这个劳工党的统治核心，那么各地的劳工党就失去顽抗的意志了，因此他和段、冯制定了重南轻北的作战计划。

北方以段祺瑞领导的北京地区兵力、张怀芝的察哈尔驻军牵制驻防山西、内外蒙古的红军第二师；关外以王占元的第二师和陈光远的热河巡防营进攻北满，并和日本陆军达成了秘密协议，请求日军从海参崴进攻哈尔滨，战后北洋将放弃滨海边疆区和对朝鲜北部自治区的支持。

南方分为四路：靳云鹏第五师夺取山东；施从滨的第一混成旅从上海登陆后向南京进攻；段芝贵领导的第一军进攻安徽、江苏，然后顺江而上攻取九江、大冶等地；冯国璋领导的第二军进驻徐州，保护第一军后路，并相机支持山东、河南战场；曹锟领导第三军，从保定顺京汉路直扑武汉，为南进第一主力，集结了北洋第三、第四师两支老底子作为核心。

第三军的总兵力接近10万，第二军、第一军加起来也有10万，因此北洋几乎拿出了全部的机动兵力，试图一次性解决掉武汉的劳工党。而此时武汉周边的兵力加起来还不到七万，还调动了一部分兵力南下广东去了，也就是说北洋军南下兵力达到了武汉防御兵力的三倍。

不过，在情报的收集上武汉就比北洋强多了，当北洋团体制定了内战计划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武汉就已经完全清楚了北洋的作战计划。这些不同的渠道，有的来自北洋上层，有的来自北洋的中下层，有的则是根据北洋后勤的调动数据做出的统计结果。

因此在十月之前，武汉劳工党军事委员会已经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并制定了应对计划，把所有的机动力量抽调出来，组建了第一、二、三、四方面军。按照蔡锷制定的作战规划，中原方面军应对北洋第三军，华东方面军应对北洋第一、二军，北方方面军维持山西、内外蒙古及北满的秩序，南方方面军解决两广问题。

在经过了对俄作战的锻炼后，蔡锷对于大兵团作战指挥有了极大的进步，他在军事委员会上强调道：“北洋试图用第三军打开通往武汉的缺口，这实际上和前清时的作战思路没啥区别。当初清政府也试图用重兵消灭武汉的反抗力量，从而摧毁革命的火焰，但是它们失败了。

今次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对清军的作战，摧毁北洋第三军南下的锋芒，那么北洋的南下作战计划就崩溃了，因为他们的南下作战就是围绕着第三军的进军来实施的，第三军一旦失败，北洋军就变成了无头苍蝇。

如何挫败第三军？我看要一次性围歼北洋一个师，这是最快解决北洋第三军的办法。”

蔡锷提出的这个作战设想并没有引起其他委员的质疑，北洋军虽然不断的扩军，但战力也就老底子六镇还值得一说，因为这六镇组建时是袁世凯下了力气去训练的，不仅在军纪上远胜旧军，就连士兵、军官的选拔上也颇具生气，所以北洋六镇在对俄作战中只要有一个核心，也不是不能打。

但是袁世凯搞个人效忠体系，令北洋军的军纪很快就松弛下来了，加上大量淮军旧部被改编，北洋军的核心被抽调出来组建新军，结果是新军的战力远不如北洋六镇，就连北洋六镇的老底子也因为被抽调太多基层军官而变得腐败散乱了。

虽然武汉周边只有七万不到的兵力，但这七万都是可以进行野战的机动兵力，不是什么水平参差不齐的守备师，和北洋及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在维护地方治安上，武汉还有一支武装警察部队，军队基本不参与地方治安工作。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北洋军是不能全军出动的，他还需要留守一些兵力维持地方治安，因为这关系到各师的额外收入，所以北洋军出兵时是难以全心全意的。但武汉这边，驻军就真的只是驻扎在地方，他们和地方上几乎不发生联系，命令下达后全师就可出动，只需要留下一些保卫营地的人员就好。

军事委员会很熟悉北洋军的作战体系，在战争初期其实就一个前锋是有战斗力的，其后续部队至少在战争中期才能进入作战状态，因为前锋是抽调出来的精干，而后续部队则是预备队，没有一两次战斗很难进入战争状态。

蔡锷说要吃掉北洋一个师，实际上他们要解决的也就是一个师中抽调出来的前锋混成旅，只要把这个能打的混成旅给吃掉，那么整个师也就崩溃了。大家当然不会觉得这是个问题，只要能够集中一个师的力量，消灭一个北洋混成旅是肯定问题不大的，围剿一个师的问题在于如何切断北洋军的后路，不能让他逃回去。

军事委员会经过讨论后认为，应当把北洋第三军放过黄河，在郑县和新郑之间寻找战机吃掉北洋前锋，然后再夺回徐州，截断北洋第一军的后路，只要把北洋军的有生力量歼灭了，就可以向北京进军了。

林信义几乎没有参与军事委员会的作战讨论，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战争鼓动宣传部门的建立上，并大胆的启用了大量的年轻人担任地方上的宣传委员，改变了有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党的宣传部门。

这些年轻人多以两湖籍贯的共青团员为主，恽代英、李润之、邓中夏、向警予等，以至于一些党员都对其提出了抗议，认为林信义过于倾向于两湖地区的共青团员，没有对全国的政治宣传工作做出通盘的考虑。

对于这些党员的抗议，林信义表示接受，但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他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是这么表示的，“在选拔年轻党团员时过于强调两湖籍贯，确实在政治上有些坏的影响，但目前的情况是，两湖地区是最早完成土地革命的，党的创建者也主要是两湖地区。

假如革命失败的话，两湖地区的进步势力是必然要遭到反动势力的强势迫害的，其他地区的党员反而能够获得宽大处理。在革命和反革命势力决战的时刻，我们只能选择最可靠的接班人，而不是一碗水端平的原则。

无产阶级政权的首要任务是维持自身的生存，其次才是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公平原则是革命成功之后的目标，不是当前的目标。

我们现在当然可以挑选其他地区的年轻党团员进行领导工作，那么我们如何确保他们和党的路线一致，而不是为地方主义所裹挟？不要忘记，现在许多地方的土地革命尚未完成，许多党员在土地革命的立场上并不和党的路线一致，只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中，这些党团员才经历过了一次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