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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第40节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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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用宣传去驳斥“浪子回头”的故事?你如何让人们去仇恨一个主动背负十字架的忏悔者?

戈培尔第一次发现,他的敌人不再是天幕播放的“内容”,而是数百年来根植于人民心中信仰本身。他可以污蔑罗斯福,可以丑化斯大林,但他无法与《圣经》为敌。

这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打击,直接动摇了纳粹以“民族优越”和“绝对正确”为基石的意识形态。

“必须破解它……”戈培尔揉着发痛的太阳穴,喃喃自语。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思考着如何将这个“忏悔的圣徒”重新塑造为“背叛的懦夫”。但他知道,这一次会无比艰难。

正当戈培尔陷入沉思时,德国的敌人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将“华沙之跪”当成了射向纳粹的最强炮弹。

伦敦,BBC广播大楼里,一场紧急会议正在召开。

“先生们,”BBC广播电台总经理约翰·里斯说道,“我们必须立刻调整对德广播的策略。强硬的政治批判效果有限,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完美的武器。”

他将勃兰特的照片放在桌子中央。

“从明天起,我们的德语频道要减少政治评论,我们要讲故事。讲威利·勃兰特的故事,讲《圣经》里关于宽恕和忏悔的故事。我们要播放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我们要采访英国的牧师、神父,让他们来谈谈‘一个谦卑的灵魂是多么高贵’。我们不要去攻击纳粹的邪恶,我们只要去赞美忏悔的美德,我们要让德国人自己在上帝和元首之间做出选择。”

同样的场景也在罗马教廷、法国、以及其他天主教国家上演。他们敏锐地发现,这是瓦解纳粹凝聚力的天赐良机。很快,无数赞美“和解”与“谅解”的电波,将如潮水般涌向德国。

这些外部的宣传如同催化剂,让本就因天幕而动荡的德国社会,彻底陷入了一场精神上的内战。

一间慕尼黑的啤酒馆里,一群穿着冲锋队制服的年轻人喝得满脸通红,将酒杯重重地砸在桌上。

“耻辱!这是我们雅利安人永恒的耻辱!”一个高大的青年愤怒地吼道,“天幕想干什么?它想在我们拿起剑之前,就先让我们跪下!它告诉我们,我们未来会犯罪,所以我们现在就必须背负罪责!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他的话,立刻引来了同伴们的附和。

“就是!我们什么都还没做!我们才是《凡尔赛和约》的受害者!凭什么要我们去向波兰人下跪?这是一种来自未来的精神枷锁!他们想让我们在战斗开始前,就先在精神上被阉割!”

这种“被提前审判”的屈辱感在年轻狂热的纳粹信徒中迅速蔓延,他们非但没有反思,反而被激化出一种更为极端的、破罐子破摔式的逆反心理——“既然你们已经判定我们是恶魔,那我们就做真正的恶魔给你们你看!”

而在另一边,科隆的一座教堂里一位老神父正在布道,他没有提天幕或者勃兰特,只是用沉缓的语调,讲述着该隐杀死亚伯后被上帝放逐的故事。

“……兄弟的血,在土地里向我哀号。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教堂的长椅上坐着许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亲人的中年妇女和老人。她们听着神父的话,看着彩色玻璃窗上耶稣受难的画像,许多人已经泣不成声。

对她们而言,纳粹所承诺的“复仇”和“荣耀”,远不如“和平”与“救赎”来得珍贵。

柏林,一间不起眼的公寓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几个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高层,正与一个年轻人秘密会面。这个年轻人,正是未来的威利·勃兰特——此刻,他还叫赫伯特·弗拉姆。

天幕揭示了他的化名“威利·勃兰特”并点明他出自社民党,但并未曝光他的本名,这让社民党陷入了一种既兴奋又极度危险的境地。

“赫伯特,”库尔特·舒马赫(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内的实际核心领导人)语气沉重地说,“现在,全德国的盖世太保恐怕都在寻找一个叫‘威利·勃兰特’的社民党人……你成了我们最宝贵的资产,也是最危险的目标。”

年轻的弗拉姆看着桌上那张从天幕翻拍下来的、自己未来下跪的照片,眼神复杂。

“我……我还不完全明白,未来的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坦诚地说,“但在那样的时刻,代表德国跪下……如果这是能结束仇恨、避免下一次战争的方式……那么我愿意成为那个人。”

“你必须立刻离开柏林,去挪威!去瑞典!”舒马赫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切。从今天起你就是威利·勃兰特。我们要让这个名字成为我们反抗的旗帜,而不是你的墓志铭。”

与此同时,德共(KPD)的地下报纸《红旗报》则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评论,将“华沙之跪”批判为“社会法西斯分子向西方帝国主义献媚的丑陋表演,是出卖德国无产阶级利益的又一铁证”,并号召工人阶级警惕这种“改良主义的糖衣炮弹”。

左翼内部的割裂,在这一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和不可调和。

德国,在1933年的这个冬天,彻底乱成了一锅粥。纳粹的极端派、军方的保守派、魏玛的遗老、感到被背叛的狂热青年、被信仰感召的普通信众、看到希望又陷入险境的社民党、坚持斗争路线的德共……所有的势力,都被“华沙之跪”这颗巨石,激荡得翻滚不休。

?第122章:柏林墙的倒塌——童话的结局?

历史的沉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天幕对德意志未来的描绘,总是与废墟、罪责和分裂纠缠在一起。

然而,这一次,天幕的风格再次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阴郁的色调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明亮、鲜活、充满希望的彩色影像。一段轻快而激昂的交响乐——贝多芬的《欢乐颂》,那首被后世用作“欧盟盟歌”的旋律——响彻云霄。

【时间:公元1989年11月9日,夜】

【地点:柏林墙,勃兰登堡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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