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第55节 （2/4）

它瞬间改变了东京战局的性质。原本还在观望的陆军内部“统制派”，在得到了天皇的“大义名分”后再无顾忌，立刻调集重兵与海军陆战队一起，对皇道派的叛军展开了猛烈的围攻。

那群发动政变的青年军官们彻底陷入了绝境。他们“尊皇”，可他们的“皇”却宣布他们为国贼，他们的信仰在这一刻彻底崩塌。

日本，这场由天幕所催化的内部大暴乱，进入了最血腥的、自相残杀的阶段。

华盛顿，白宫。

罗斯福也在看着关于东京的最新电报，但他的脸上，没有丝毫轻松。

“先生们，不要被表面的混乱所迷惑。”他对他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顾问霍普金斯说道，“这不是日本帝国的终结，这只是一场用机枪和坦克来进行的‘公司内部重组’。”

“那个狂热、激进、不可预测的‘皇道派’正在被清除。最终从这场内乱的废墟中站起来的，很可能是一个由更冷静、更理智、也因此更危险的海军与陆军‘统制派’所主导的、一个更加高效、更加中央集权化的军事政府。”

“一头疯狗固然可怕，但一头冷静、聪明且目标明确的饿狼，才是更致命的对手。命令参谋部立刻对整个太平洋的战争计划进行重新评估。”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则在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来分析这场动乱。

“不要为这场法西斯之间的狗咬狗而欢呼。”他对政治局的同志们说，“上层建筑确实是在剧烈动荡。但它的经济基础改变了吗？那些资助军部的‘财阀’们消失了吗？日本帝国主义对于资源和市场的根本需求消失了吗？”

“没有。”他自己回答道，“恰恰相反。这场内乱或许会催生出一个内部矛盾更小、动员效率更高的新型的法西斯国家。它会更高效地将整个国家都绑上战争的战车，我们远东的同志们必须将警惕性提高到最高等级！”

于是，在1933年的夏末，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冰火两重天的景象。

在普通民众和大部分西方政治家的眼中，和平的曙光似乎已经降临。那三头即将毁灭世界的恶龙意外地，在冲出洞穴前就自己打了起来。

一场惨烈的世界大战似乎可以避免，绥靖主义者们正在为他们“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伟大胜利”而互相庆贺。

但在华盛顿和莫斯科，那两位真正洞悉了权力与历史规律的棋手，却不约而同地感到了更深的寒意。

他们知道，这不是黎明。

在1933年的伦敦、巴黎、乃至整个欧洲，当政客们在会议室里为日本的内乱而举杯，为虚假的和平曙光而庆贺时。

驱动着这一切的并非是某种高明的地缘政治算计，而是一种更为原始、更为深刻、早已融入了整整一代人骨血之中的集体创伤。

要理解他们为何会如此痴迷于“和平”这支看似甜美、实则剧毒的鸦片，就必须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二十年前。

德国：超过200万名士兵阵亡。

俄罗斯帝国：超过180万名士兵阵亡。

法兰西：超过170万名士兵阵亡。

大英帝国（本土及殖民地）：超过95万名士兵阵亡。

……总计超过1650万的军人与平民，在这场被后世称为“绞肉机”的战争中化为了泥土。

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成千上万名风华正茂的英国青年，在军官的哨声中跃出战壕，向着德军的马克沁机枪阵地，发起了整齐的、近乎自杀式的冲锋。

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还带着对战争的浪漫幻想。然后，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近两万名士兵永远地倒在了那片开满罂粟花的法兰西土地上。

法国的杜奥蒙公墓。

一片片白色的、无边无际的十字架。光这座公墓就埋葬着超过13万名在凡尔登战役中，未能辨认身份的法国与德国士兵的遗骸。他们的血肉，早已和凡尔登的泥土混合在了一起。

这不是历史，这是刚刚过去的、所有人都还记忆犹新的昨天。

在伦敦的每一个社区，在巴黎的每一个村庄，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失去亲人的家庭。那个在战争中失去了三个儿子的母亲，那个在战壕里被毒气熏坏了肺、终日咳喘的退伍老兵，那个在火车站永远等不到自己未婚夫归来的年轻姑娘……这些，共同构成了战后欧洲最真实的、也是最悲伤的集体记忆。

即便是战胜国，也丝毫感受不到胜利的喜悦。1919年，当英国在白厅为这场战争建立纪念碑时，他们选择的不是罗马式的凯旋门，而是一座洁白的、朴素的、象征着“光荣牺牲”的衣冠冢。

每年的停战纪念日，成千上万的英国人，会佩戴着红色的虞美人花，在悲伤的静默中，缓步走过纪念碑。那不是庆祝，那是一场漫长的、整个民族的葬礼。

“永不重演！”（NeverAgain!）

这句口号被坚定地一以贯之，它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宣传，而是从索姆河的尸山血海中，从凡尔登的白骨累累中生长出来的、整整一代欧洲人，最深刻、最卑微、也最坚决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