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章 第104节 （1/4）

【历史的岔路口，到了。】

第257章：克里姆林宫里的“中国课”

当柏林的阴谋家、华沙的元帅、南京的“裱糊匠”们，都在天幕的风暴中，为各自的命运而焦虑时，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那厚重的红墙之内，一场更加深刻、也更加隐秘的“学习”，正在悄然进行。

约瑟夫·斯大林，这位苏维埃联盟的钢铁领袖，正经历着他执政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天幕，对他是一柄锋利无比的双刃剑。

一方面，《斯大林传》的播放，以一种“天命昭示”的方式，巩固了他在国内无可争议的权威；另一方面，《钢铁锈蚀》的“解体预言”，则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他的头顶，让他夜不能寐。

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偏执，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从历史中汲取力量。

在处理着“大清洗”那一张张血淋淋的名单之余，他将所有能挤出来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对天幕的“再学习”之中。他反复观看那些关于中国革命的录影，调阅了尘封已久的中国革命的全部档案，从1926年那份他亲自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到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每一位代表发回的电报。

他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他，究竟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

他是一个务实的、从不相信眼泪的政治家。既然天幕已经宣告了李德胜的最终胜利，那么，李德胜的道路就必然是“正确”的。而他自己当年对中国革命的判断和指导，就必然存在着“错误”。

找出这些错误，理解这些错误，然后，避免在未来与那个即将崛起的东方巨人打交道时，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成了斯大林在处理完国内紧急事务后，最重要的“功课”。

深夜，斯大林的办公室。

一位头发灰白、面容憔悴的男人，正局促不安地坐在沙发上。他叫米哈伊尔·鲍罗廷，曾经的共产国际首席顾问，那个在中国大革命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

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狼狈回国的他便成了斯大林的“替罪羊”，长期处于审查和边缘化的状态。他以为，自己将在的某个默默无闻的角落了此残生。

然而，天幕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命运。

随着中国篇章的播放，他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被频繁地召进克里姆林宫，撰写一份又一份关份于中国革命的回忆与分析报告。

“鲍罗廷同志，”斯大林从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抬起头，用他那标志性的烟斗，指了指天幕的录影设备，“看来，历史给了我们所有人一次……补考的机会，你觉得我们当年错在了哪里？”

斯大林曾坚信，中国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内，才能发展壮大；他曾认为，常凯申是可以团结的左派；他曾将希望，寄托于那个软弱的武汉国民政府……

而托洛茨基，那个他最痛恨的、已经被驱逐出境的宿敌，却在当年，如同一个不祥的先知般，精准地预言了这一切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该以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资格去行动！”

“常凯申，终将背叛革命！”

托洛茨基当年的这些叫嚣，此刻，如同魔咒般，在斯大林的脑海中回响。

当然，他绝不会承认托洛茨基是正确的。在他看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脱离了苏维埃和中国的实际，是一种幼稚的左倾冒险主义。

但他也必须承认，自己确实低估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低估了国民党的反动性，更低估了那个来自湖南的、名叫李德胜的年轻人的能量。

鲍罗廷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知道，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回答得稍有不慎，就可能万劫不复。

“我认为，”他斟酌着词句，“天幕证明了，您当年的分析，在宏观上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确实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在初期，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只是……”

“是吗？”斯大林吐出一口烟圈，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变得深邃，“我倒觉得，天幕说得更直接一些。”

他站起身，在房间里踱步。

“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搞清楚，那个党究竟是为谁服务的。”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了一个由士大夫、军阀和资产阶级组成的、松散的联盟身上，却忽视了，甚至压制了那个真正代表中国未来的新生力量。”

他想起了俄国革命的历史，想起了那个在二月革命后上台、却最终被布尔什维克推翻的临时政府。他下意识地，将俄国的经验套用在了遥远的中国。

“我以为，我们可以先扶持国民党左派，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再……”他没有说下去，只是摇了摇头，“我忘了，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在哪个时代，软弱的资产阶级，终将背叛革命。”

他站起身，在房间里踱步。

“当时，我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斗争，正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对中国问题的判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党内斗争的影响。”斯大林第一次，如此坦诚地，剖析着自己当年的心路历程。

斯大林第一次如此坦诚地剖析着自己当年的心路历程，“那时，我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我所依据的不过是彼得罗夫、米夫……交上来的几份提纲和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