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章 第104节 （2/4）

他站起身，在房间里踱步。

“托洛茨基喊着，要中共立刻退出国民党，要发动城市暴动。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左’倾的、不切实际的冒险！而天幕也证明了他错了，李德胜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而不是城市中心开花。”

“但是，”斯大林话锋一转，“我也错了。”

“我错在，将希望，寄托在了常凯申、汪兆铭这些国民党的上层人物身上。我以为，可以通过控制他们，来引导中国的革命。却没有看到，真正的力量，在下面，在那些被发动起来的、千千万万的工农大众身上。”

鲍罗廷的冷汗，瞬间浸湿了后背。他不知道，斯大林这番“自我批评”，究竟是真诚的反思，还是又一场残酷的政治试探。

他想起了那些与托洛茨基路线有过牵连的故人：越飞，那位与孙中山签署宣言的外交家，在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以自杀明志，他的死掀起了斯大林对托派的全面清洗；马林，那位促成了中共一大的荷兰人，也因转向托派，而被开除出党，如今在欧洲，还在为他那套“不断革命论”而奔走……

而自己，正是因为坚决地执行了斯大林的路线，才活到了今天。

“斯大林同志，您是正确的！”鲍罗廷立刻表态，“托洛茨基匪帮的路线，是脱离实际的冒险主义！如果当年听了他的，中国革命只会失败得更早、更惨！”

“是吗？”斯大林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但天幕的结果，似乎……并不支持我们的‘正确’。”

他坐回椅子上，拿起一份文件，那是王稼祥最近提交的一份关于中共“七大”筹备情况的报告。

“我最近，在跟中国同志学习。”斯大林说道，他甚至用那略带格鲁吉亚口音的俄语，说出了几个生硬的汉语词汇——“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他们告诉我，革命，不能只靠上层的联合，更要靠下层的发动。他们说，李德胜，那个湖南人，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始终和中国的农民站在一起。”

“而我们，”他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懊悔，“我们当年，似乎更关心，如何与常凯申、汪兆铭那些‘上等人’，打好交道。”

他将烟斗在烟灰缸里磕了磕。

“鲍罗廷同志，”他下达了命令，“我需要一份更详细的报告。我不要那些歌功颂德的废话。我要真实的，关于我们当年，是如何一步步地，失去了对中国革命真正领导权的，每一个细节。”

“我要知道，我们究竟是如何培养出了一个最终将我们视为‘老大哥’，却又绝不听从我们指挥的——红色中国。”

鲍罗廷走出克里姆林宫时，已是凌晨。莫斯科的寒风，吹在他的脸上，却让他感到一种劫后余生的恍惚。

第258章：门可罗雀与最后的赌局

南京，傅厚岗，汪公馆。

仅仅在一周前，这里还是整个南京城最炙手可热的政治沙龙。门前的车马，从清晨到深夜，络绎不绝。党国的元老、失意的政客、寻求投机的资本家、以及满怀“曲线救国”幻想的青年学者，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

那时的汪兆铭，意气风发。天幕对常凯申“独裁”、“无能”的批判，让他觉得自己距离党国权力的顶峰，只差一步之遥。他每日高朋满座，指点江山，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即将拨乱反正、挽救党国于危难的“天命之人”。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天幕上那句冰冷的判词，戛然而止。

【汪先生……就是这道屏障。】

“汪先生”三个字，如同一道催命符，将他所有的政治资本，一夜之间，焚烧殆尽。

如今的汪公馆，门可罗雀，冷清得如同鬼蜮。

门口，多了几位面容冷峻的“便衣”，他们名义上，是监察院察派来“保护汪先生安全”的，实际上却是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整座公馆已成了一座被严密监视的华丽囚笼。

那些曾经对他曲意逢迎、奉承备至的“朋友”们，如今，一个个都避之唯恐不及。电话不再响起，请柬不再飞来，仿佛一夜之间，他汪兆铭就成了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神。

书房内，汪兆铭枯坐了一夜。

他面前的地毯上，散落着无数被撕碎的报纸。曾经吹捧他的那些文章，如今都变成了对他“亲日”和“妥协”的影射和批判。

“一群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小人！”

他的妻子陈璧君，正怒不可遏地咒骂着。她性格刚烈，看着丈夫从云端跌落，比汪兆铭自己还要愤怒。

“当初常凯申失势的时候，他们哪个不是跑到我们这里来表忠心？现在倒好，天幕一句话，他们跑得比谁都快！”

汪兆铭没有说话，只是苦涩地笑了笑。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见得多了。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次，会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彻底。

“主席，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最先与日本人接触的梅思平，焦急地说道，“天幕之言，不过是一家之辞！焉知不是共匪的阴谋？我们何必自乱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