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第116节 （4/4）

“它向我们展示了苏联的模式。一个由国家计划一切、分配一切的集权社会。它取得了惊人的工业成就，但也付出了牺牲个人自由和造成官僚特权的沉重代价。最终，它像一栋内部锈蚀的钢铁大厦一样轰然倒塌。”

“它也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他的语气中，带上了一丝深刻的忧虑，“我们看到了罗斯福总统‘新政’的努力，他试图用政府干预的手段，来修补我们这台濒临报废的资本主义机器。但我们也同样看到了，在未来后，华尔街的贪婪将再次引发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贫富差距的鸿沟，将撕裂整个社会；最终，一个煽动民粹、鼓吹孤立的商人竟然能登上总统的宝座！”

“这证明了什么？这证明了，无论是苏俄的道路，还是我们现在的道路都并非最终的答案！它们都无法解决，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如何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因此，我今天，要再次重申我的观点，”他的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年轻而又充满思索的脸庞，“我们需要需一场真正的、属于美国的‘革命’！我们需要一条全新的、既非苏俄式集权，亦非华尔街式掠夺的——第三条道路！”

“我称之为，‘合作联邦主义’！我们要将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自然资源和基础产业，实行公共所有权！我们要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重税，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要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在教育、医疗和就业上，获得平等的权利！”

这番激进而又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演讲，在学生中，引发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天幕的出现，让杜威这些在过去被视为“过于激进”的左翼思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市场。

掌声渐渐平息，但教室内的激荡空气并未冷却。杜威教授摘下眼镜擦拭，示意进入提问环节。台下，无数只手急切地举起，如同在思想的荒漠中寻求方向的旗帜。

“教授！”一个穿着朴素、眼神锐利的年轻女孩站了起来，她是社会工作系的研究生，玛丽亚·罗德里格斯，“您提到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是对濒临报废机器的‘修补’。在哈莱姆和下东区，我们看到联邦紧急救济署的资金杯水车薪，国家复兴署的法规常被大雇主规避。您的‘合作联邦主义’，如何确保不会像‘新政’的某些措施一样，在官僚主义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下流于形式，最终让最需要帮助的人再次失望？”

这个问题精准地反映了，当时学生们对“新政”既寄予厚望又深刻怀疑的矛盾心态。

杜威点了点头，赞许地说道：“问得好，玛丽亚。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都必然会面临既得利益者的反扑和官僚体系的消解。所以，我所主张的‘合作’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工会、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我们需要自下而上的、广泛的民主实践去监督、去推动，甚至去‘逼迫’政府，来完成真正的变革，变革的力量永远在人民手中。”

他的话音刚落，另一个更加激进的声音响了起来。

“教授！”经济学系的詹姆斯·卡特站了起来，他是校园“激进社”的成员，“您批判苏联模式牺牲自由。但不可否认，他们的五年计划，在工业化和消除失业上取得了我们难以企及的效率！您认为，在面对根深蒂固的资本权力时，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比‘新政’更彻底的、甚至是革命性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