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第117节 （1/4）

这个问题，代表了30年代青年对资本主义的幻灭和对苏联模式的某种向往。

“詹姆斯，”杜威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效率，从来不应该成为牺牲自由的借口。我承认，苏联模式展现了强大的组织力量。但那种以消灭个人、压制思想为代价的‘效率’，最终通向的，只会是新的奴役。我们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社会的智能’。是通过教育，是通过民主的协商，是通过不断的实验与改良，去寻找那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这条路或许会更慢，更曲折，但它是唯一一条能通往真正自由与解放的道路。”

紧接着，一位来自巴纳德学院（哥大附属女子学院）的黑人女学生，埃莉诺·格林，也站了起来。

“尊敬的教授，您强调‘让每个公民获得平等的权利’。然而，在我们的南方，我们的黑人同胞，却被‘吉姆·克劳法’剥夺了所有权利。您的‘第三条道路’，如何具体保障少数族裔的实质平等？”

这个问题触及了美国社会最深刻的伤疤。

杜威沉默了片刻，沉声说道：“埃莉诺，你说得对。任何一个无视种族平等的社会，都称不上是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我们所说的‘公共所有’，所说的‘平等权利’，必须、也必然要包含对所有历史不公的纠正。对黑人同胞权利的保障，不是一个附加题，而是我们这场‘革命’，最根本的前提之一。”

最后，一个来自法学院的、穿着考究的保守派学生，托马斯·惠特曼，提出了质疑。

“教授，您提出的‘公共所有权’和高额累进税，在本质上是对私有财产和市场机制的侵蚀。您如何确保，您的‘合作联邦主义’，不会滑向您所反对的、扼杀个人主动性的苏俄式计划经济的深渊？”

“托马斯，”杜威笑了，“我所主张的，并非消灭私有财产，而是限制，那些利用私有财产，进行投机和剥削的‘特权’。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鼓励个人的创造与奋斗，但绝不应该容忍，少数人利用金融和垄断的手段，去绑架整个国家的经济。我们的目的，不是消灭市场，而是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受民主监督的市场。”

整个193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生机勃勃却又混乱不堪，大萧条摧毁了一切旧有的信念，天幕则为所有的思想，都提供了来自“未来”的佐证或“判词”。

校园里，左翼思潮空前活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在过去被视为“异端”的理论，如今，成了学生社团里最时髦的话题。

他们热烈地讨论着苏联的五年计划，争论着“不断革命论”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优劣，甚至有人开始秘密地，学习起了那个来自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

而另一边，保守主义与孤立主义的思想，也同样根深蒂固。许多出身优渥的学生，对罗斯福的“新政”充满了恐惧，认为那是通往“赤化”的危险道路。他们信奉自由市场，崇拜亨利·福特，认为政府的任何干预，都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

自由主义，这个美国传统的精神内核，则在这左右两股激进思潮的夹击下，显得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整个美国的大学校园，就像一个巨大的、即将爆炸的思想高压锅。充满了理想、愤怒、迷茫与希望。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深陷危机的国家，寻找着出路。

演讲结束后，杜威在助手的搀扶下，回到了后台的休息室。

“先生，您今天的演讲，真是太精彩了！”助手激动地说道。

“但光靠演讲，是改变不了什么的。”杜威疲惫地坐下，摇了摇头。他知道，自己的“第三党运动”，在现实政治中，依旧举步维艰。

就在这时，门被敲响了。

“先生，有位来自中国的客人，想要见您。”

“哦？”杜威有些意外。

门被推开，走进来一个穿着得体的长衫、戴着圆框眼镜、面容温文尔雅的男子。

“老师。”来者微微躬身，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恭敬地说道。

“适之！”杜威的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你怎么来了？”

来者，正是他的得意门生，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式。

第286章：第三道路，胡式的宽容与无耻

师生二人，相对而坐。

胡式，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此刻，却显得有些憔悴与落寞。

自年中，他抛弃了自己“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接受了汪兆铭的任命，出任驻美大使以来，他的日子也并非一帆风顺。

起初，局面的确一度向好。他凭借自己在美国学术界的人脉和声望，以及老师杜威的影响力，为汪兆铭所代表的“开明派”，打开了一定的局面。

他奔走于美国的各大名校，发表了一场又一场的演讲，顺便……也为自己捧回了一个又一个的荣誉博士学位。

在演讲中，他向美国人，系统地阐述着他那套精心构建的“宽容哲学”与“中美日同盟”的构想。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根源在于文化上的落后。因此，中国不应急于军事对抗，而应该以一种“宽容”的姿态，去学习，去吸收，最终，让更先进的文明去“征服中国人的心”，也“征服日本人的心”。

“汪先生的上台，”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讲台上慷慨陈词，“将彻底改变中国目前这种被军阀独裁和赤色思想所绑架的困境！他将带领中国，走上一条真正学习美国、亲近美国的康庄大道！”

当有激进的学生尖锐地提问：“面对日本在满洲的暴行，我们为何还要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