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第117节 （2/4）

胡式会微笑着，以他那特有的、温文尔雅的语调回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提出，应该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与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最大的善意”，来化解冲突、创造和平和未来。

而当被问及“中国能为美国带来什么”时，他的回答，更是让所有渴望从中国获取利益的美国资本家们，心花怒放。

“我的回答是，一切，一个拥抱自由市场、开放的中国，”他说道，“将成为美国最可靠的盟友和最广阔的合作伙伴，这是一个能为我们两国带来共同繁荣的伟的大机遇。”

他没有说出口的是，这背后隐藏的条件——全面向美国开放市场、提供廉价劳动力，以及充当其在远东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

这套混杂着天真、无耻与反动逻辑的理论，一度在美国的保守派和反共势力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他一度成功地，将汪兆铭塑造为一个能够带领中国走向“美式民主”的开明领袖。

南京的常凯申为此怒不可遏，甚至一度想撤掉他这个大使的职位，但碍于汪派当时在外交部的势力，而无可奈何。

然而，天幕却再一次无情地，将他的所有努力都击得粉碎。

那句“汪先生就是这道屏障”的诛心之论，如同一盆冰水，将他从“外交救国”的幻想中，彻底浇醒。

他一夜之间，从一个备受尊敬的“中国代言人”，变成了一个为“汉奸嫌疑人”辩护的小丑。

他知道，汪兆铭这条船，已经在沉了。而他这个已经跳上了船的“舵手”，也正随着这条船，一同下沉。

他想起了年初时，自己在“新年的梦想”里写下的那句戏言——“坐二十年牢”。他当时只是想表达对国内政治的失望。

可现在看来，这句戏言，竟像一句恶毒的谶语。他感觉自己，真的被困在了这座名为“大使”的牢笼里。

他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他减少了公开的演讲，开始在私下里，接触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人。但他很快就绝望地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走。

常凯申那边，他早已得罪透了。汪兆铭这艘船，又即将沉没。他想再跳回去，常凯申还会信任他吗？他压上了自己的名声和前途，这场赌博，他几乎输光了所有。

“老师，”胡式抬起头，用一种近乎求助的眼神，看着杜威，“我该怎么办？”

常凯申声名狼藉，汪兆铭前途未卜，胡汉民已被天幕宣判了“死期”，而那个他一直瞧不起的“赤匪”，却势不可挡。他与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节。

“适之，你有没有想过，”杜威缓缓地说道，“既然，所有的旧船都已经沉没。那么，为什么不亲手去打造一艘全新的船呢？”

胡式愣住了。

“老师，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杜威的眼中，闪烁起一种属于哲学家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天幕的影响，让我改变了过去不直接参与政治选举的想法。罗斯福的‘新政’，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共和党那些自由市场的信徒更是早已被时代所抛弃，美国同样需要一个新的选择！我决定，支持我们的‘独立政治行动联盟’（LIPA），在下一次大选中，推出我们自己的候选人去竞选总统，去组建一个代表进步力量的第三政党！”

“而你，适之，”他凝视着胡适，“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我希望，你能回到中国去尝试，将我们共同的、属于自由主义的理想都付诸实践！”

杜威知道，这很难。但天幕的出现，让他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他希望，自己的这个中国学生，能成为那个将自由主义的火种在中国点燃的人。

杜威的这番话，让胡式的心剧烈地跳动了起来，但他随即又苦涩地摇了摇头。

他知道，自己做不到。

他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可以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地位，去依附于任何一个当权者。但他绝没有，那种从零开始，去开创一个新政党的勇气和魄力。

他更清楚自己在中国政坛的斤两。他没有兵权，没有地盘，没有稳固的派系支持。他只是一个在文坛和学界有些声望的“门客”。

杜威老师的这个“第三党运动”，在美国都举步维艰，更何况是移植到军阀混战、派系林立的中国？那无异于痴人说梦。

他只能，也只愿做一个依附于强权的、优雅的“门客”。

“老师……”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退缩，“您的理想令人敬佩，但学生……才疏学浅，怕是难当此大任。”

杜威看着他，看着他眼中那份一闪而过的野心，和最终被现实的怯懦所取代的黯淡，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终其一生，都只能做一个在书斋里，高谈阔论的“自由主义者”。他，永远也成不了，那个能将理想，付诸实践的——行动者。

那一刻，杜威也明白了。他所构想的那条，属于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或许，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梦。因为，在这场由天幕搅起的、席卷全球的、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的狂潮之中，早已没有了，任何“中间道路”存在的空间。

“也罢。”杜威最终说道，眼中流露出一丝疲惫，也有一丝对学生的最后的情分。“你既然不愿意走这条路，那我也不能强求。你现在处境艰难，我可以帮你引荐一些人。或许，他们能给你一些……现实的帮助。”

他所说的“一些人”，指的是华尔街那些更务实、更看重利益、也更反共的金融寡头和工业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