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第119节 （3/4）

第292章：十字路口的反叛与迷惘

安娜堡的广场上，冷风卷起地上的落叶，也吹得全国学生联合会（NSFA）的旗帜猎猎作响。各式各样的标语牌，像一片愤怒的森林，在人群中起伏：

“我们要面包，不要子弹！”

“我们反对战争！”

“打倒华尔街的吸血鬼！”

“未来已被预言，但我们拒绝出演！”

年轻的嘶吼声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冲击着广场周围那些古老的哥特式建筑。

阿瑟·米勒挤在人群中，感受着身边传来的体温和共同的愤怒，他那因饥饿和疲劳而产生的孤独感，在这一刻被暂时驱散了。

休伯特·汉弗莱则站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木箱上，用他那天生洪亮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向着人群发表演讲。

在美国，念完大学从来都不是易事。在那样凋敝的经济环境下，能够完成大学学业，本身就足以令人佩服。

但天幕却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告诉他们，即便他们熬过了这一切，用青春和健康换来了一纸文凭，等待他们的也未必是光明。

在天幕的影响下，三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呈现出比历史上更加复杂和激进的面貌。它不再是单一的诉求，而是分裂成了数条截然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洪流。

一份在1933年底进行的全国民意测验显示，面对“是否愿意为国参战”的问题，学生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而剧烈的变化。

愿意“无条件参战”的人数，因天幕揭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反法反西斯的正义之战”而略有上升。然而，与此同时，表示“绝不参加任何战争”的人数，也同样在急剧增加！

在普林斯顿，学生们将参军，视为一个不好笑的笑话，他们戏称自己是“未来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

在瓦萨女子学院，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组织了全国代表大会，她们的要求，从争取和平迅速地转向了争取与男性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和工作权。

在纽约市立大学，当校长接见了一个意大利法西斯学生代表团后，愤怒的学生们，用震天的嘘声将其赶出了校园。

校长将学生们称为“坏痞子”，第二天，学校里的每个学生，都在衣领上别上了一枚“我是一个坏痞子”的徽章。

而在和平的主要阵地，如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坚定的反战者们，有了新的，也更具说服力的理由。

“那样的未来，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来自哥大的学生领袖在纽约的集会上高声喊道，他的话语充满了对天幕“剧透”的解构与反叛。

“天幕告诉我们，战争要持续到1945年！它告诉我们胜利的结局，却对代价一笔带过！难道要让我们这一代人，用我们的生命和青春，去为那些在天幕上被揭露、几十年后依旧会引发金融危机的华尔街资本家们，保卫他们的海外利益和殖民地吗？”

“天幕也告诉我们，即便我们打赢了战争，等待我们的依旧是资本的收割，是金融的骗局！与其漂洋过海，去欧洲与同样被压迫的德国穷人自相残杀，我们更应该做的是留在国内，去推翻那些真正应该被打倒的敌人！”

他的这番话，精准地击中了年轻人的痛点，赢得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

超过十万名学生，不顾哈佛、约翰·霍普金斯等名校发出的开除威胁，走上街头。

他们的口号，也从单一的“和平”，增加了“反资本”、“反华尔街”、“反纳粹”等更丰富、也更激进的内容。

然而，在这股汹涌的、反抗的浪潮之下，另一条更加幽暗、也更加虚无的潜流，也开始在年轻一代中悄然蔓延。

天幕，不仅带来了愤怒与反抗，也带来了来自未来的“靡靡之音”。

那些在几十年后才会出现的、充满了迷幻与反叛色彩的摇滚乐片段，那些关于“垮掉的一代”在公路上追寻自由与毁灭的电影画面，那些描绘着嬉皮士们在伍德斯托克泥浆中狂欢的影像……

这些充满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未来文化，对于这些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在精神上又极度迷茫的年轻人而言，无疑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非政治的叛逆范本。

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转向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

“未来会变好？那又如何？”一个因为找不到工作而终日混迹于格林尼治村地下酒馆的青年诗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对着他的同伴们醉醺醺地说道。他留着不合时宜的长发，模仿着天幕上某个未来摇滚明星的颓废神态。

“就算未来会变好，我们这一生，最青春、最美好的时光，也都要在这该死的大萧条里，或者在某场我们不想打的战争中被彻底耗尽！即便我们熬过了这一切，等待我们的也不过是天幕上那个，被金融资本反复收割的可悲结局！剧本早就写好了，我们只是走个过场的群众演员！”

他拿起一把破旧的吉他，拨动琴弦，唱着不成调的歌：“既然什么都改变不了，那我们又何必再去徒劳地反抗？不如就现在！就此刻！及时行乐！”

这种思想，如同一种新的、精神上的毒品，迅速地在那些“走投无路”的年轻人中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