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第119节 （4/4）

他们开始模仿天幕上那些未来的“嬉皮士”，穿上破旧的牛仔裤，背起吉他，三五成群地爬上货运火车，开始了他们的“自我放逐”和“公路流浪”。

他们不再关心政治，不再相信任何“主义”，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

他们只相信，酒精、大麻、廉价的爵士乐，和此时此刻的、短暂的欢愉。他们高喊着天幕上那本未来小说的名字“在路上”，却不知，自己将要去向何方。

于是，在1933年的美国，出现了一幅幅极其荒诞、却又无比真实的图景。

一边，是激进的左翼青年，如休伯特·汉弗莱，在校园里，在街头上，高举着红旗，演练着演讲，为了一个遥远的、属于工人的乌托邦，而与警察的警棍激烈地搏斗，他们相信通过斗争可以改变天幕的剧本。

另一边，是颓废的“嬉皮士”先驱，在乡间的公路上，在城市的角落里，弹着吉他，唱着他们自己也听不懂的、关于“爱与和平”的歌曲。他们认为既然剧本无法改变，那就干脆撕掉剧本，活在当下。

而更多的，则是像阿瑟·米勒那样，沉默的大多数。

他在广场的人潮中，听着激昂的口号，内心澎湃。但他同时也在深夜的实验室里，看着那些小白鼠在既定的实验程序中走向死亡，感到一种与它们相似的、被安排好的命运的无力感。他既被政治的热情所吸引，又被虚无的艺术所诱惑。

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在反抗与沉沦的十字路口，艰难地、痛苦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第293章：弃剑归国，一腔热血荐轩辕

当胡适在大洋彼岸，为自己那份早已在天幕的无情“剧透”下破产的“自由主义”寻找新的政治“金主”时，在南京陆军大学的校园里，另一群曾同样对“文明”与“进步”抱有纯粹幻想的年轻人，也在以各自的方式艰难地咀嚼着天幕带来的苦涩果实。

他们就是以郭汝瑰为代表的，那批曾在“九一八”事变后，毅然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退学归国的爱国士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