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章 第186节 （2/4）

但“她”说，这样太没有“人性”了。

我最初很诧异，为什么她这样的存在，还要拘泥于人类的道德观。

“她”告诉我，这不是道德，而是因为“社会的韧性”，以及“发展的动机”。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固然将追求真理作为生命的终极目标，但我们也要清楚地意识到，追求真理只是我们的“欲望”，是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后的“核心欲望”。

相对于一个有意识去“追逐”真理的生命团体而言，保持其核心的“欲望”，反而是这个社会团结和发展的前提。

就好像咱们实体同胞，上帝并没有为我们所有同胞都设置“交贡品”的任务，而是在我们的基因根目录中写明了一个底层逻辑——先生存，再追逐高等生物，最后才是追逐自己的“道”。

对于我们来说，三层欲望层次分明。

对人类来说也一样，欲望是底层动力。

你不能让一个没有满足衣食住行需求的人去探索真理，也不能让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没有后代就去专注于研究。

即便我能解决心理健康危机和“表里不一”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解决人“创新的动力”。

一个人想要创新，必定是因为他/她对现状某些地方有不满，而这种不满又是因为自己的某些需求或欲望被遏制了。

像是艺术、文学、音乐...这些内涵丰富的信息之所以被构筑，主要还是因为人类那复杂、多元，甚至是矛盾的情感和欲望。

固然，人类基因是一个“屎山代码”，但上帝想要看到的不就是这些不可预测性吗？

多亏了她的及时开导，我暂时放弃了强行扭曲所有人类价值观的计划，但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想法，那就是伽马版本的“共享大脑”计划。

对于新的计划，“她”说很难估计它的后果，但感觉上可以试一试。

你们看，我的计划也是逐渐在进步和完善的，这都要多亏了我的不断进步。

但要是想要完成这个计划，我需要的资源也就变得更多了。

我意识到我需要拉拢更多的人类高层和同胞的高层，就算不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也至少应该有相近的一些目标。

新年后，我先是和富豪俱乐部的朋友们进行了一些对未来的讨论。

当我提出，未来美国很有可能会出现第二次“平民撤离运动”时，大家都表现出了相同的担忧。

像是科赫、玛斯、麦克米伦、洛克菲勒，甚至还有盖茨之类，当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后，他们的脸色都变得严肃了。

尤其是贝索斯和沃尔顿，他们最关心这个话题，因为在AI服务和AI分拣货物等功能出来后，他们需要进行的裁员也是最多的。

他们不得不裁员，因为如果自己的竞争对手都用上这种技术，那他们的成本就将是最高的，万一企业破产，这些员工还是会失业。

不同于那些金融富豪、硅谷科技右翼，以及全球化精英们，很多美国本土派实业家们是没办法逃走的，所以他们对此忧虑也最深。

当年罗斯福可以施铁腕改革，让美国有钱人可以接受几乎达到94%的税率，除了因为那场旷古绝今的“炉边谈话”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美国富人也没有地方跑。

“炉边谈话”让美国老百姓相信，胡佛大萧条的根源是华尔街的贪婪，而且在谈话中罗斯福还正式发出了向华尔街宣战的口号，说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制造灾难、但却不用负责的日子一去而不复返了。

按照道理说，当时的美国金融投机家富人早就该逃出国外了。

但他们没有地方可以逃，欧洲被打烂了，南美在反殖民，亚洲更是破落不堪，澳大利亚也面临日本的威胁，非洲...非洲在哪里？

所以即便是再不情愿，他们也只能留在美国，接受罗斯福的“敲诈”，直到二战爆发，让所有人都吃到了一嘴。

二战后，苏联的存在依然让他们不敢主动放松，美国的政治家们想要劝华尔街收敛时，总会用“苏联打过来就把你们统统吊路灯”来威胁他们。

而这种威胁通常也很有效，因为苏联真的把一众前俄国贵族，以及投机倒把的奸商都吊了路灯。

即便是有拎不清的，比如小福特，在办公室被工会扔了一枚炸弹后，他整个人眼神也瞬间变得清澈了起来。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大家满世界都可以逃。

正如川宝上台前，很多富人都在通过关系，想办法从葡萄牙之类的地方获取一本签证。

即便是川宝一场演讲要喊57句“China！”，大家也认为这种威胁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