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1章 第181节 （2/4）

第四十二章 美与意义之战

这里必须要澄清，虚无主义和虚无感不是同一种东西。

许多自称虚无主义者的人，真正痛苦的并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无法获得一个确定、稳定、由外部权威担保的意义。

和他们口头上的姿态不同，他们仍然在索要那个东西，仍然希望世界替他们证明生活值得继续。

但真正的虚无者，他们已经放弃了对这种外部确定性的幻想，因而要么走向一种犬儒主义的冷态，要么走向一种以自我行动来创造意义的热态。

在人之领看来，这不是退步，而是一种迟来的进步——精神疾病不是一种“吃饱了撑的”的呻.吟，而是在逐步消灭物质短缺的时候，不断暴露出来的、被生存需求挤压到麻木的腐烂血肉。

旧时代的剥削与压迫并不只摧毁肉体，也会把痕迹刻进意识结构，这些东西不是什么自然就有的、生来不变的神圣人性——对它开战，就是要在精神领域上打一场文化战争，一场关于美与意义的战争！

这也是纯美星神伊德莉拉注视这里的原因——她感受到的，是一个文明、一个时代对“美”与“创造意义”的强烈呼唤！

于是，她回应了这份呼唤，在这条奇异的世界线中降生。

伊德莉拉的到来，不是要带来和平与秩序，而是要来参与这场地上的起刀兵。

这场战争第一个拆毁的，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概念。

如今的每一个宝钻世界，都有能力轻松地在“衣食住行、水电气网”上为每个人提供一个基准线的供给。

对于工业文明来说，没有人消费的产品就是垃圾，只有回收这一条路，空转不是不行，但对人毫无意义。

因而，消费是消费者作为生产网络里一个节点的存在论义务，是为了维系生产网络所必须进行的闭环行为。

只有当产品在生活中被使用，生产网络才真正完成自身的生产循环。

在这种情况下，“不劳动者不得食”就是一个建立在不经反思的私有制幻觉上的道德律令，而这个幻觉的核心，就是“劳有所得”。

正如知更鸟曾经听安宁讲述过的子弹、枪手与死亡的案例，那个案例要说明的是，死亡这一结果究竟该如何拆分因果关系，决定了道德归责。

在这里同样如此，我们必须同样地质问同一个问题——对于某一项劳动来说，使这项劳动得以成立的那些前提要素，在劳动产品的影响分割里，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它们被承认为劳动的一部分吗？

比方来说，对于一位外卖骑手来说，平台算法为他分配了一个地点和一个限时，但是他无法在遵守交规的前提下按时送达。

在这种情况下，“违法”是他的劳动服务得以成立的隐性前提，但消费者肯定拒绝拒绝为了骑手安全或者别的因素放松这个前提要素。

退一万步说，即便他们愿意，平台也随时能够把新的时间余量转化为利润空间，它们控制某一流通场域的交换规则，实际上在行使这一细分领域的经济主权。

换一个案例，虚拟歌手产业里的调校师处境也揭开了同一个裂口。

没有调校师的劳动，虚拟歌手无法开口唱歌，可是这部分劳动在产品分割与利润实现中，长期没有得到正面承认。

P主ilem曾经在一篇有争议的专栏里写过这件事，大意是：义务劳动至少还被承认为劳动，用爱发电至少还能感受到电，而调校劳动正在趋于不可见——没有人知道你做了什么，甚至没有人知道这里有一件事需要被做。

他写下了这些极为尖锐的话语——

【我知道他人的期待。期待是我投入我无成本的爱到一个魔法般的器皿，然后那里就会自动长出奇迹的歌声供所有人享用。】

【可惜事情不是这样运转的，作者什么都不劳作的时候，就真的什么都不会长出来。否则你便无需指望我。】

【你的爱不够真诚吗？为什么从中什么都没诞生呢？】

在旧时代，这个问题被逃避，它是一个过于尖锐的问题，即使提出来，旧制度也无法解决它——只有对私有制的进攻达到一定深度，我们才能系统性地拆解这个幻觉。

这个问题实际上和“子弹与枪手”的案例没有什么不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人们是否应该得到回报，而在于我们如何面对使劳动得以成立的整个因果链条——这是一个取决于如何拆分因果关系的问题。

因此，当我们面对愈发显著的异化矛盾时，答案自己便已经浮现出来了。

一方面，我们无法轻易舍弃人与人之间应当存在某种“差异”的主张，并存在将这种差异合理化、合法化的需要。

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否认，社会化大生产本身构成了一切具体劳动能够成立的前提，没有人是在一个真空的中世纪里劳动的。

“劳有所得”曾经可以弥合这条裂缝，而且以最自然的形式出现，但如今已经再也不能承担这个功能了，因为人们甚至不再对“什么是劳动”拥有共识了——正如上面所述的两个案例。

如果连什么是劳动都没有了共识，“劳有所得”就只会变成一种现存剥削秩序的遮羞布——一部分劳动被承认，一部分劳动不被承认，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