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4章 第334节 （1/4）

柏拉图相信，那些获得了全面识见的人最能胜任理想城邦（republic）的治理工作。柏拉图认为这样的“哲人王”应该强制推行的各种政策，往往由于各种原因遭到激烈的批判。其它暂且不讨论，在这里指出一点就可以了：柏拉图的而哲人王理论值得认真考虑——因为，谁有可能以公正而仁善的方式来施行统治呢？是一个渴望占有权力与权威的人，还是一个看到并理解了权力与权威的真正理念的人呢？

像绝大多数杰出的哲学家一样，柏拉图在建构他的型向理论时，也把人类的最终实在的问题当做他的形而上学理论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因此，让我们简要地看一下柏拉图的理念主义所蕴涵的人类本性的看法，以此来结束对柏拉图的讨论。

如果物质世界是一种幻象，那么人类的肉体显然不是能定义人类本性的实在。正相反，在柏拉图看来，恰恰是人类的肉体把我们锁在洞穴里，把我们的识见限制在实在的影子上。我们的真正实在存在于“人性”的理念（或是型向）中，用“灵魂”（psyche）的理念来表达它是最好的。

灵魂是一个人刚一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囚禁在肉体里的最终实在。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欲望”是最低的一部分（对应着身体的腹部），“理性”是最高的部分（对应着身体的头部），而“性情”是中间的部分（对应着心）。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既然灵魂是永恒的，那么灵魂就没有不存在的时刻。在我们出生之前，我们的灵魂就在理念王国以永恒的型向存在着；我们死亡以后，它又将重返那里。在理念王国里，灵魂很容易获得所有的知识，因为永恒的型向不会被洞穴的黑暗与限制遮蔽。出生使我们忘记了自己曾经知道的东西。

于是，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为他解答认识论的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我们如何能知道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东西？”——提供了基础。柏拉图的理念主义对它的回答很简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学习，实际上都是在回忆我们在出生以前就知道的东西，那些我们遗忘的东西。

（这个理论也是奇幻小说《乌有王子》里巫术的理论）

（《哲学之树》第五讲） 其五，作为目的论科学的哲学，现代科学，以及作为终极因的“第一推动力”

本书中萨塞尔用羽毛笔指教苏西的那段讨论正是来自该哲学讨论；本质上，它是亚里士多德的实在主义和柏拉图的理念主义之间的分歧。

此外，亚里士多德哲学观念中的“第一推动力”，以及，对“第一推动力”的感知，就是本书语境中法师的天赋表现。当一个法师发觉自己的天赋时，他们就能用内在的眼睛看到万物本质的结构。这也是这个奇幻世界和现实世界最大的区别。这个区别意味着——人们可以确切经验到第一推动力的存在。因此，对法师来说，特别是高明的法师来说，第一推动力并不单纯是形而上学的概念，它是可以经验到的。

可以简单把“第一推动力”理解为一切存在、一切运动的“推动力”，以及起始和终结。

第一次对这种视角的经验性描述是戴安娜的年幼时期，于正文第五百一十九章可见。

正如前文所言，苏格拉底对普遍理性的诉求，以及柏拉图基于苏格拉底的教导，以对话方式建立的理念主义体系，彻底改变了古希腊哲学的发展。需要提及之处在于，柏拉图本人相信，他的永恒型向体系能够将哲学转化为科学，即一种建构完备的知识体系——这是自柏拉图起很多哲学家的共同目标。

在今天看来，几乎没有哪个科学家会追溯柏拉图的理念，认为它是现代科学的源头——这一事实说明：柏拉图在这个任务中失败了（至少，就科学的现代概念而言是这样的）。然而，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由柏拉图的最有影响里的学生提出的迥然不同的体系，以柏拉图的理念绝不会采用的而方式，在这一目标上取得了胜利。

亚里士多德曾在柏拉图创建的著名学校（“学园”[Academy]）里学习，然后又在那里执教，直到柏拉图去世之后。显然，他在那20年里完全熟悉了柏拉图的理念。然而，他后来离开了学园，为亚历山大大帝当了大约三年私人教师。他一返回雅典就创立了自己的学校，在那里发展、教授一种许多人认为与柏拉图的体系直接对立的哲学体系。

遗憾的是，所有留存下来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都是他的授课笔记以及供他的学生使用的课本。他的著作因而很枯燥，与柏拉图的生动活泼的《对话录》相比显得相当乏味。柏拉图的著作有时以你为写作风格过于松散而意味不明，而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却往往由于刻板生硬而变得晦涩。毫无疑问，介于两者之间的风格更适用于表现哲学洞识。

亚里士多德体系的基础，是与柏拉图的理念主义几乎针锋相对的形而上学：他认为，特殊的东西（particulars），而不是普遍的东西（universals），是最终实在。他把特殊的东西与一个特定的术语“ousia”联系起来，这个术语本身的意思是“实在”（reality），尽管它通常被翻译成“实体”（substance）。

因而，他的“第一哲学”（他以此指称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什么是实体？”

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实体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着的事物”。这样的“事物”不仅仅是型向，也不是一大块质料（matter），而是必须始终在自身中结合质料与型向两者。实体以这样的方式将型向与质料相结合：质料能实现一种必要的功能，而不仅仅是一个偶然或幻象。因为实体的材料赋予了实体“区分标记”，就是说，通过材料的变化，“实体可以拥有相反的性质，而仍然保持数上的一致性”。

比如，假设有一只粉笔，即便它由具有白粉笔的性质转变为具有红粉笔的性质，它仍然是“粉笔”这种实体的一个实例。人们通常将这种看待实在之特性的方式称为“实在主义”（realism）。

亚里士多德通过区分“第一性”实体与“第二性”实体，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实在主义。“第一性实体......是其它任何事物之下的基础存在物（entities）”；而第二性实体是那些能够被我们用来“谓述”（predicate）个别事物的东西，尤其当它是那个别事物的定义的一部分的时候。

严格地讲，应该把第二性实体限定为个体所属的“种”和“属”。比如说，作为人类个体，“我”是一个第一性实体；而我是人（属），并且是动物（种），这里的“人”和“动物”就是第二性实体，它们描述了我是何种实体。因而，在同一个句子中，第一性实体通常出现在句子的主项（subject）部分，而第二性实体通常出现在谓项（predicate）部分。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Categories）的起始部分发展了他的实体理论，在这里，“范畴”一词被定义为“事物的最概括的种类（kind）”。可以认为“型向”一词本身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种类的”，因此一个范畴就是一个非常概括的型向。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里列出十种最概括的型向，第一种就是实体本身（即通过参与到质料中而变得实在的那种型向）。其它九种是能帮助我们理解某个个别的实体是什么样子的特征。我们不必在此深入这些范畴的本质与功用的细节，只需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陈述次序列出它们就可以了：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和遭受。

亚里士多德对这些范畴的许多讨论都涉及我们在语言中使用这些术语的方式，但他也明确地认为，它们为人们理解实在本身（即实体）提供了有序而系统的方式。

亚里士多德在将他的实在主义应用于个别事例的过程中，运用了目的论的（teleological）方法：他论证说哦，发现事物之型向的最好办法是探询事物的目的（purpose）。希腊词telos（目的）也指事物或事件的终点（end）或目标（goal）。它为什么存在？它被用来做什么？这样的提问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特定的质料具有了它所有的那种特殊的型向。

在对无数自然的和有智力的而客体进行分类的工作中，亚里士多德把目的论的方法当作他的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他的哲学方法有着对逻辑（语言学的）分类与目的论（经验的）观察的双重强调。这种双重强调对后来那些遵循所谓“经验主义”传统的人有着深远的影响。

现代科学当然是经验主义传统的果实之一。因此，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奇怪：如今我们为不同的科学分支以及其它学科取得许多名字，都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目的论分类建立的。他的很多著作都致力于为许多学科命名，并为它们奠定了基础，比如“心理学”、“动物性”，甚至“形而上学”本身。

举例来说，他通过阐述数学、物理学和神学要处理的问题分别是形式的、物质的和神性的，将这三门学科区分开来。他还确立了许多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区分，不仅是在哲学领域（比如本质——实存[essence-existence]、原因——结果[cause-effect]），还包括经验科学的领域（比如种——属、植物——动物——人）。

这说明，将亚里士多德视为现代科学的“始祖”是无可非议的，尽管如今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他的目的论的方式不足为信。

照旧以那支粉笔为例，解释一下亚里士多德的实在主义（realism）与柏拉图的理念主义在认识论上的不同。我们可以知道这支粉笔就是一支粉笔？是什么使它成为粉笔？柏拉图会说，是粉笔的理念，是它的“粉笔性”赋予这个客体以实在（reality）。

因为，即使我们在全世界发起一场圣战，毁掉现有的每一支个别的粉笔，我们也丝毫无法因此而改变“粉笔性”的实在。即使是我们系统地抹掉了世界上所有文献中一切涉及粉笔的那部分，等着每一个曾经见过（或用过）用过粉笔的人死去，粉笔的理念也依然像今天一样实在：它仍旧是一个永恒存在的型向，等待着被将来的某代人重新记起。被我们称为粉笔的这一块质料是实在的，仅仅是因为它参与了一个实在的理念——“粉笔性”的理念。

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会说：我手中拿着的这个被称为“粉笔”的特殊实体的实在性，不仅取决于它对“粉笔性”这个型向的参与，还取决于它能聚集起质料，在我们经验到的世界中例示（即为......充当实际例子）那种型向的能力。这就意味着，那种质料必须能实现粉笔的目的。“粉笔性”将什么目的赠予了一小块质料？粉笔是用来做什么的？显然，当它出现在教室里的时候，它至少可以用来在黑板上写一些东西。

因此，如果我让这支粉笔掉在地上，然后把它踩碎，那么亚里士多德就会说我毁掉了粉笔的实在。在这个例子里，质料仍然在这儿，而它作为粉笔的型向却不存在了。

因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事物的型向是决定它的实在性的必要因素。然而，对柏拉图而言，仅有型向就够了，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与质料的一定联系也是必需的。他们的观点可以用以下方式非常简洁地加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