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4章 第334节 （4/4）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焦点是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假设了一种理论的立足点。这意味着，它对它提出的所有问题的回答，都与我们的知识有关。其它两本《批判》有时则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同样的问题作出回答，因为它们假设的立足点不同。因而，认识到这些立足点之间的差异对于正确理解康德哲学是至关重要的。康德体系的三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这样图示出来：

可以看出，批判的方法是苏格拉底方法的新形式。苏格拉底最关心的，是在寻找智慧的过程中仔细省视自己和他人，而康德的批判方式则要求理性进行自我省视。换句话说，对康德而言，真正的“批判”，就是理性向自身询问自身力量的范围与限度的过程。这种自我省视的目的，是彻底发现人类理性能达到的与不能达到的事物之间的界线。

我们从理性的能与不能中获得关于界线的“知识”，这些知识让我们了解到康德所说的经验性知识知识的“先验条件”（transcendental conditions）。因此，康德的批判方法要求“先验反思”（transcendental reflection），意思是，对使经验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进行思考。

先验的东西必定是真实的，否则我们的经验本身就不可能。界线之外的任何事物，康德称之为“超验的”（transcendent）：既然我们永远不能获得对这种事物（本体[noumena]）的经验，那么它们就永远不能被人类的理性所认识。但是任何在界线之内的事物，都是向普通的“经验性反思”（empirical reflection）开发、能被“经验性反思”发现的东西。

康德将这种经验上可知的客体称为“现象”（phenomena）。

对经验事物、超验事物以及先验视角（transcendent perspective）的区分，是康德的整个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区分之一。

康德在每一本《批判》里对理性进行了一种不同类型的自我省视，他分别探询这些界线：我们能知道的与不能知道的事情之间的界线（理论区分），我们应该做的与不应该做的事情之间的界线（实践区分），以及我们可以希望的与不可以希望的事情之间的界线（判断区分）。康德说，可以将这三个问题概括为：为理解“人是什么”而做的尝试。因此，下图列出的四个问题，正描述了康德的哲学规划中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系统关系。

当我们讨论康德的时候，记住这四个问题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康德自己就曾这样告诫过：为了正确理解他的种种观点，对着一定要对他的哲学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康德的新方法要求我们，在任何辩论中都要看到两个极端中的真理，认识到一个如何限制了另一个，从而采取一个能肯定双方的合理观点的立足点。如果还能记得有关笛卡尔的讨论，也就记得，康德的方法与笛卡尔的方法是截然对立的：后者假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错了，而康德却假定他们都是正确的。

在康德看来，像大多数哲学家一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犯了这样的错误：采取极端的立场而忽视了对手的视点，最终只表达了一半的真理。如果康德关于“自在之物”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柏拉图认为我们的经验的客体只是自在之物的表面现象，就是对的，因为当他这样讲时，他采取了康德的“先验”视角。

同样，亚里士多德认为表面现象就是科学（即知识）的真实客体，也是对的，因为当他这样说时，他采取了康德的“经验性”视角。在这两种情况里，他们的错误都在于没有认识到自己对自在之物的无知。由于这一点，柏拉图错误地相信我们可以获得对纯粹理念的绝对知识；也同样是由于无视这一点，亚里士多德错误地相信实体就是最终实在。

因为，批判的方法不仅鼓励我们综合柏拉图的理念主义与亚里士多德的实在主义，还鼓励我们解释使它们长期保持活力的真理性以及令它们先天不足的错误。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康德是怎样完成这一任务的。

在第一《批判》的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把注意力转向已经确立的科学，希望能在它们的成功中发现线索。他发现：逻辑，只有当它的研究领域被清晰地限定时，才能成为一门严密的科学。只有当人们开始探询我们赋予数学客体客体而的必然性与普遍性，而不是只注意这些客体的偶然性时，数学才取得了进步。而且，只有当人们依照某种预定的设计行进时，自然科学才会取得进步。

有了这些提示，康德把目光转向一位特殊的科学家，并在他那里找到了最终的线索。这位科学家的大胆洞识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观察宇宙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