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9章 第339节 （3/4）
桑特本人骑在一匹装饰华丽的战马上，他的侍卫紧紧地跟随其后。
在比武开始以前，长矛必须经过度量过，然后两名斗士以自己的生命和荣誉对上帝发誓：他们决不使用灵符、药草、魔咒或其他类型的魔鬼计谋，他们在内心里决不产生恶意或仇恨，他们只是带着获取荣誉和好名声、以及赢得女士们好感的目的参加比武。
发完誓后，他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帐篷去戴好自己的头盔；戴好头盔后，他们再走出来，此时，桑特在胸前划十字，站在竞技场中央的司仪大喊一声：“开始！”于是，两名斗士向对方猛力冲去，“就像被打开锁链的两头狮子。”
观众从看台上观战，他们盯着每一个动作，随时准备抗议违反比赛规则的现象。插图里那位贵妇人脸上兴奋的表情说明观众的情绪有时被带到了顶峰。
有一件作品描绘的是热情高涨的妇人们把袖口和头巾都脱了下来，以作为她们所喜爱的骑士的装饰物，她们在比赛后才尴尬地发现自己竟然披头散发和袒肩露臂；可是，当她们看到她们旁边的人一样地狼狈和凌乱时，她们便会转羞为喜，发出会心的笑声。
观众两旁的传令员也大声叫喊，支持他们的庇护人，并对比武的全过程进行高声的评论。描绘肖旺西比武的诗歌谈到，在一场激烈的比武中，两名骑士都从马上摔了下来，这时，一名传令员走到女观众面前，对着她们大声说：
“看看这些骑士的命运是多么悲惨啊；为了你们，他们典当了他们的土地和人；现在你们看到他们正处在死亡的危险中……至少你们应该用忠诚的鼓励对这些体面地和无暇地为你们服务的人表示一些抚慰吧；有了这些鼓励他们会更好受，因为上帝决不会让一名教士聪明到用花十五天功夫从一名女士那里得到的东西来教一名骑士达六十年之久。”
Ⅵ
要确定骑士制度衰落的大致时间是很困难的。早在12世纪时，就有作家说那时的骑士制度并非原来的样子，但是，这只能说明，在同时代人的眼中，骑士从来就没有达到罗兰所代表的理想主义的标准。而且，甚至在骑士制度“达到顶峰”时，我们也能够找到社会对它的批评，这类批评可以跟斯塔埃尔夫人(Madame de Stael)的批评相媲美，她对现代法国缺乏骑士精神感到痛心。
然而，毫无疑问，在14和15世纪期间，由于在战争中使用了更加实用的作战方法，骑士的威望开始下降。查里五世看不起他父亲约翰的骑士战术，约翰就象武侠之歌中的英雄那样，在普瓦提埃手提斧头参加战斗；路易十一世在所有国王中最缺乏骑士风度，他的顾问科米纳 声称他相信弓箭手而不相信骑士。
不过，骑士制度仍然获得了某种道德力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财政大臣热尔松(Gerson)的训诫中看得出来，他谴责铺张浪费和暴饮暴食的坏风气，认为这些与骑士的效能不相符；我们还可以从克里斯蒂娜o德o皮桑的作品中看到这一点，她在《奥西书信集》(Epistle of Othea)一书中，为骑士行为拟定了一百条戒律。
而且在1398年，为了保护不幸的妇女，马歇尔o布西科(Marshall Boucicault)还创立了白色女子骑士团（Order of the White Lady）。甚至在一个世纪以后或更后的时间里，在意大利战争 的“辉煌与硝烟”当中出现了某种骑士精神的复兴，例如，弗朗西斯一世 在帕维亚 被打败并被俘获之后，他给自己的母亲写信说：除了他自己的荣誉以外，别的所有东西都丧失了。
然而，我们只须读一读布朗托姆(Brantome)关于查理八世 进入那不勒斯的记载，就足以知道“高贵的骑士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当这位国王穿过城市街道时，意大利女人以其华丽的穿着、美貌和高贵令法国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她们向国王请求获得骑士头衔。
布朗托姆接着说：“国王为了取悦于这些夫人和有更多的时间来欣赏她们的美貌、高贵与华丽的服装，他没有拒绝她们的要求。”
可是，我们只是在16世纪时才遇见到像巴亚尔 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是一位毫不畏惧和无可挑剔的骑士，在法国取得马里尼亚诺胜利后，他授予年轻的君主弗朗西斯一世骑士称号。
自法国诗人赞颂罗兰的美德以来，四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在这期间，“骑士的”（chivalrous）这一术语逐渐地表达出许多概念来；不过，我们要想在巴亚尔的特质中认出--如他的传记作家和忠实的仆从所记载的那样——我们发现于早期叙事诗中的理想骑士的概念，是没有任何困难的。
他说：“当优秀的骑士毫不畏惧和无可挑剔地死去时，所有的骑士都应当服丧致哀......他把热爱和敬畏上帝摆在万事万物之上，从不诅咒和亵渎他，在一切万物中只倚赖于他......他的勇猛无与伦比，在审慎方面他像费比乌斯o马克西姆 ，在敏锐进取方面他像科里俄拉尼斯 ，在力量和勇气方面他像赫克托 ，对敌人凶猛残酷，对朋友温和平静、殷勤和蔼......他是一名伟大的施舍者，但他总是偷偷地施舍......他内心里尊重一位只有一百法郎收入的高尚绅士，就像尊重一位有十万法郎收入的君王一样。他完全鄙视世间的不义之财，他清楚地证明，他死的时候并没有比他出生时更富有。” 一、基督教与中世纪文艺复兴
在蛮族大入侵所造成的“黑暗时代”（公元5-8世纪），基督教会无可争议地扮演了一个文化接力手和文明教化者的角色，它一方面用“变异”的方式传承着古典文明火种，另一方面用基督教信仰来洗涤蛮族的野性。事实上，日耳曼各部族最初的文明教化过程是与其皈依罗马大公教会的过程相同步的，他们从一开始所接受的文明化世界观和价值观就是基督教的。当那些凶悍的日耳曼人冲入罗马帝国时，他们最初都是听着基督教的赞美诗和忏悔词开始摆脱野蛮状态、走向文明教化的。
公元800年查理帝国的建立标志着蛮族大入侵的“黑暗时代”的结束，西方文化开始逐渐恢复元气，并且曾一度出现了所谓的“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虽然这种“文艺复兴”的征象仅仅只是针对蛮族入侵的那几个蒙昧世纪而言的，它的水平完全无法与古典时期的文化相比，但是它毕竟意味着西欧社会在经历了一场蛮族入侵的浩劫之后，终于开始恢复文明的元气了。
8世纪末叶，为了使法兰克王国摆脱“黑暗时代”的动乱和蒙昧状态，查理大帝努力发掘修道院所保留的古典文化遗产，积极推动教育事业。他从欧洲各地网罗了一大批有学问的人才(如英国的阿尔昆等人)，让他们主持法兰克宫廷和教会学校的学术复兴工作，而法兰克教会则为他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史家对此评论道：“加罗林王朝时期，法兰克教会以复兴学术著称。查理大帝的宫廷罗致了各地的学者文人......主教和隐修院长负责主持主教大堂和隐修院的学校；宫廷学校则在阿尔昆主持下，培养大批青年贵族。这种文化复兴取得了成果，因此，在第九世纪，法兰克教会的学术和文化活动，在所有教会中居于首位。”
当然，“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不过是把在“黑暗时代”饱遭蹂躏的早期教会文献、古代经典著作以及文明优雅的拉丁语从濒于湮灭的状态中部分地保存下来而已，却谈不上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造活动。
霍莱斯特强调：“‘加洛林文艺复兴’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解，查理曼时代没有产生纯正深奥的思潮，缺少创新的哲学或神学体系，也没有托马斯·阿奎那或利奥纳尔多·达·芬奇，如果我们按照通常字义上的概念，探求‘文艺复兴’，必将感到失望。加洛林时代，学术水平提高极少而退化甚多：应从无知的深渊中挽救欧洲大陆文化以免湮没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然而，尽管“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只是把人们从普遍的文盲状态提高到小学生的水平，这种初级的启蒙却为基督教对西欧社会的进一步教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由于拉丁语是罗马教会的官方语言，中世纪西欧流行的圣经文本、教会文献以及教堂礼仪都是使用拉丁文，而查理大帝推动的这场文化复兴运动则使得拉丁语在法兰克宫廷和上流社会中受到重视，这样就使基督教对于西欧封建贵族的教化工作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据历史资料记载，查理大帝一直在努力学习拉丁语，他的拉丁语说得几乎与本族语言一样好，但是他却始终未能学会用这种复杂的语言来进行写作。
在日耳曼蛮族依照丛林原则确立统治地位的“黑暗时代”，以拉丁语为标志的古典文化几乎被摧残殆尽，文明与野蛮的关系直接表现为衰落的拉丁民族与暴戾的日耳曼民族之间的冲突。但是“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却使拉丁语在日耳曼人的世界--尤其是法兰克上流社会中受到了重视，查理大帝本人努力学习拉丁语和各种知识的做法也为手下那些粗野的贵族们作出了表率，这样就使文明的因子在日耳曼社会的机体中缓慢地生长起来。
从此以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关系不再简单地表现为拉丁世界遭受日耳曼蛮族蹂躏的悲惨故事，而是表现为用拉丁语来发布上帝旨意的基督教会对缺乏教养的普罗大众的教化历程。文明对野蛮的这种最初的教化工作，除了依靠那些不辞辛劳地深入到蛮族民众中间传播上帝福音的传教士之外，就是借助于教会的帮助在查理大帝的宫廷里进行的。现在保存文明火种的地方已经不再像“黑暗时代”那样仅限于与世隔绝的修道院，而是逐渐扩展到法兰克的上流社会中。
随着查理帝国的分裂瓦解，“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虽然西欧社会已经不可能再度退回到“黑暗时代”的蒙昧之中，但是随之而来的公元10世纪却被著名中世纪研究专家哈斯金斯称为“一个混乱和‘拳头法’的时代”。一些新的蛮族如诺曼人、马扎尔人等开始涌入西欧，对刚刚安定下来的社会秩序进行了破坏，但是不久以后他们也像其蛮族前辈一样皈依了基督教。“在英格兰、诺曼第和爱尔兰的基督教的地域上，海盗征服者通常在他们定居的时候就成为基督徒。”
在这个蛮族入侵和宗教皈依的双重变奏中，欧洲文化复兴的步伐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在基督教信仰的感召和教会的推动下缓慢地向前发展。英国的阿尔弗莱德国王（Alferd，公元849-899年）在顽强抵抗北方海盗入侵的同时，一直胸怀着将《圣经》等基督教文献翻译为英语的抱负，并在他生活的最后几年里将此计划付诸实施。虽然由于受到英国知识匮乏、资料不足等现实条件的限制，阿尔弗莱德的文化复兴理想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是这项活动无疑构成了从查理大帝发轫以来西欧一系列文艺复兴活动的重要环节。
公元962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之后，萨克森王朝的奥托诸帝(从奥托一世到奥托三世)趁着法国和意大利遭受新的蛮族入侵而文化衰落之际，模仿法国的做法，以修道院和主教座堂作为传承知识的中心，招徕意大利的文法学家和神学家，努力提高德国人的智性水平。但是这场“奥托文艺复兴”与阿尔弗莱德国王所推动的英国文化复兴活动一样，不过是昙花一现，并没有产生持久的历史效应。
到了11世纪，逐渐恢复元气的意大利和法国的风头又明显地超过了德国和英国，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主角。
在意大利，南方的萨莱诺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医学中心”，北方的博洛尼亚则成为罗马法研究的重镇。“如果说意大利是法律和医学的摇篮，这一时期的法国则在自由七艺方面占有优势，并在哲学、神学、拉丁诗歌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不用说方言韵文了。”而所有这些文化复兴运动，都是在基督教信仰的旗帜下进行的，并且得到了各地教会的大力支持。
11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主教叙任权之争和十字军东征标志着罗马教会在西欧社会中的领导权力日益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随着大一统的基督王国(罗马教会)对分散闭塞的封建社会的凌越和控制，一个新兴的基督教文化也逐渐形成。教会权力的膨胀虽然导致了教会内部的腐败堕落，但是这种不断加强的权力同样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基督教文化的繁荣。从加洛林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萌芽的文化复兴运动，经过一波三折的坎坷历程之后，终于酿成了12世纪的文艺复兴。
哈斯金斯指出，12世纪文艺复兴完全不同于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它并非一个宫廷或王朝的成果，而是在西欧许多国家共同发生的一场运动。在这一时期，意大利的功劳主要在于法学建设和希腊文献翻译，法国以新出现的巴黎大学为中心，在经院哲学、方言诗歌以及哥特式艺术等方面都具有核心地位，英国和德国主要是传播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化，而伊斯兰教化的西班牙则充当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进行学术沟通的重要枢纽。这场在西欧各国同时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显然与一个统一而有力的教会组织的领导有关。
在12世纪，西欧范围内已经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文化复兴迹象，它一方面表现为知识中心从地处僻壤的修道院向人口相对密集的主教座堂、宫廷、市镇的转移，尤其是大学教育的兴起；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东方异教文化对西欧社会的影响，其结果就是拉丁古典文化和希腊学术（科学和哲学）在西欧知识界的回潮和升温。
在中世纪早期，与世隔绝的修道院成为在蒙昧野蛮的海洋里保留残存知识的“挪亚方舟”。这些远离凡尘的修道院是虔诚的修道士们与上帝进行灵性的交流的场所，但是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里它们也无意中成为保留古典文化遗产的一片净土。修道院往往都拥有一个小规模的图书馆，里面除了拉丁文本的《圣经》和早期教父的神学手稿之外，还藏有拉丁古典作家西塞罗、维吉尔、奥维德、塔西佗等人的著作抄本。有些修道院为了传授神学还建立了培养修士或修女的学校，鼓励他们阅读和抄写这些文本。
在这方面最杰出的修道院要数意大利本尼狄克派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贝克修道院，以及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等。到12世纪初期，蒙特·卡西诺修道院的藏书已经有70多种，而贝克修道院更是达到了164册，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这些与世隔绝的修道院从12世纪开始就走向了没落，它的知识中心地位逐渐被地处城区的主教座堂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