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9章 第339节 （4/4）

这些新崛起的主教座堂拥有自己的图书馆、学校、档案馆，收藏有古代作家的著作抄本和当时神职人员的记事档案，其中最活跃的主教座堂包括法国的沙特尔、奥尔良、兰斯和巴黎，英国的坎特伯雷以及西班牙的托莱多等。城区主教座堂取代乡村修道院而成为西欧知识中心，这种现象与同期或稍后产生的大学以及托钵僧团一样，都表明了欧洲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开始从乡村向城市转移，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与罗马教会的权力增长密切相关。

总之，12世纪的西欧社会已经从一次次蛮族入侵所造成的野蛮蒙昧状态中复苏过来。拉丁语作为一种文明的语言，由于教会的大力推动而在西欧上流社会中逐渐普及，法学也由于教会法规建设和权力强化的需要而得以振兴。

另一方面，由于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的中介作用，被阿拉伯人保存完好的希腊学术开始流入西欧，其规模虽然不能与1453年君士坦丁堡失陷后的情况相比，但是至少也有力地刺激了正处于知识复兴过程中的基督教社会，推动了经院哲学以及几何学、天文学、医学的发展。“在1100年和1200年之间，新的知识开始大量传入欧洲，这些知识是由意大利和西西里传入，但主要是通过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这些知识包括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以及希腊医生的著作，新算术，以及在黑暗时代(Dark Ages)一直处于湮灭无闻状态的罗马法文本。”

除了这些学术方面的恩泽之外，那种发轫于伊斯兰教文化的罗曼蒂克情调，也给西欧方兴未艾的骑士文学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使它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社会中堪与哥特式建筑相媲美的一朵文艺奇葩。

二、大学的兴起与教会的扶持

在西欧，大学的出现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结果，它同时也反过来极大地加速了欧洲文化的复兴与更新。在古希腊城邦，虽然曾经有过一些传授学问的教育机构，如柏拉图学园、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克吕昂等，但是这些机构都是私人性质的，所讲授的也只是某一个学派的思想观点。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专科性质的法律学校和医科学校，但是尚未形成现代大学（university）的多学科体系和学院制度，也缺乏固定的课程规范和学位设置。

到了蛮族大入侵以后的“黑暗时代”，罗马帝国的教育机构也如同它的行政管理体系一样，彻底遭到了破坏。基督教会虽然保存了古典文化的火种，但是在公元5-8世纪期间，教会对蛮族进行文明教化的工作仅仅局限于传播基督教信仰，并未将世俗知识纳入到它的教育范围之内。到了“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时期，查理大帝开始鼓励教会扩大教育内容的范围，从此以后，修道院和主教座堂所设立的附属学校才逐渐承担起传授世俗知识的职责。

11世纪末叶，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产生了第一个由专科学校合并而成的多学科综合学校(studium generale)，这种学校被称为“大学”(Universitas)。“大学”最初是指一个可以雇请教师的学生法人团体，它的职责就是聘用专业人士或教师来传授相关知识，以及更加有效地与所在城镇居民就房屋租金、书本价格等问题进行讨价还价。

与“大学”相对应的则是由教师们组成的法人团体，它通常被称为“学院”(college)，它的职责当然就是通过传授专业知识而获取相应的经济报酬。加入教师社团是需要具备某种学术资格的，这种从教资格证书(licentia docendi)后来就成为学位证书的雏形。

从这两类团体中发展出了欧洲的大学教育机构，“大学”一词的内涵以后逐渐演变为“教师团体向学生团体传授知识”的学术机构，而“学院”则成为按照教师的专业领域而设置的基本教学单位，并且与教会、王室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损资修建的校舍等固定建筑物联系在一起。例如巴黎大学最初就是由四个学院组成，它们分别是人文学院、教会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

在中世纪，“大学”通常只是一个举行入学考试和授予学位的机构，而“学院”才是真正实施教育的实体，课程设置、教师编制以及校舍建筑都属于学院的权限范围。受巴黎大学四大学院设置的影响--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分别构成了欧洲北部和南部的“大学之母”--中世纪北部欧洲的大学基本上都采取了学院制度，这种制度对于英国牛津和剑桥的影响尤其深远。

12世纪在欧洲已经出现了博洛尼亚、萨莱诺、巴黎、蒙彼利埃、牛津等最初的大学，它们成为欧洲智性因素迅速生长的温床。大学的产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受教育的方式，它使高等教育变得规范化和制度化，将保存在修道院和主教座堂中的知识火种发扬光大，并且为后来欧洲社会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文化变革活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培养了人才。但是在最初产生的那几个世纪里，大学却是在基督教会的精心呵护下成长起来的。

教会对早期大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许多大学都是从修道院和主教座堂学校发展而来的，以作为欧洲“大学之母”的巴黎大学为例，它的前身就是巴黎圣母院的主教座堂学校和圣维克托的教规学校。第二，早期的大学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通常都是在教师宿舍或学生租住处流动性地上课，而教会和修道院则慷慨地提供了厅堂作为固定性的教学场所，因此许多学院最初都是围绕着一座教堂或修道院而形成的。第三，早期大学的管理者一般都是教堂或修道院的神职人员，教师通常是地位较低的教士。大学教育奉行“有教无类”原则，学生成分复杂，既有教会的助祭、司铎等低级神职人员，也有平头百姓，但是贵族子弟一般却很少接受大学教育，他们只对战争和狩猎的技巧感兴趣。

当初教会扶持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造就一批既有虔诚信仰、又有深厚学问的神职人员，以便加强教会力量，与世俗王权相抗衡。因此教会扶持大学最初也具有一种慈善性质，它大力资助贫苦学生进入大学读书。第三次拉特兰宗教会议(1179年)明文规定：“为了使穷孩子不被剥夺读书与进修的机会，应该在每一座教会教堂拨出一笔足够的圣俸给专业教师，让他免费教授同一教堂的办事员和穷苦的学生。”如果说在中世纪早期，修道院只是被动地保存了残缺不全的知识，那么到了大学出现之后，教会则开始主动地把大学作为弘扬学术和培育接班人的重要堡垒。

12世纪以后，大学的发展和学术的复兴就成为两种新兴的普遍性力量，与以封建采邑为代表的地方主义势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大学的迅速扩展(到15世纪时西欧几乎所有较大的城镇都建立了大学)，以及教师与学生的自由流动，知识的传播和学术的发展完全打破了封建制度所形成的壁垒，使得整个西欧--无论是拉丁语世界还是日耳曼语世界--在智性因素方面联结成为一个整体。这种情况就像中世纪后期随着商业的兴起，很快就打破了庄园农业所造成的闭塞状态，使整个欧洲在经济上联结为一个整体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