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9章 第569节 （3/4）

似乎在一段时间以前的某日，她醒来时以为自己睡在卡恩的家中，然后就开始梦到那些自己未曾经历过的故事和景象。此时此刻，她再次体会到当时的感受，而且更加强烈——现实和虚幻颠倒了过来。长久的注视令她意识晕眩，朦胧中觉得眼前阴暗的房间、沉默的瑟比斯女巫还有画架都不过是一场白日梦。

她走下床，跪倒在坚硬的石头地板上，冰冷粗糙的触觉透彻体肤，唤回了一些神智。事实上此时她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她的身体温暖，浸满晨雾，朝阳的光华也洒满大地。瑟茜从地上站起来，橙红色的头发稍显蓬乱，嘴唇微张着，神色诧异地环顾周遭景象。不过，有什么好诧异的呢？

薇奥拉伸手把火焰握住，体味其中的痛楚和灼烧。她看到一个男人走进大雪纷飞的院落，拿绳索套着家族守卫的咽喉，拖着他不断挣扎的残躯在雪地中穿行，那两条胳膊都被切断了，只有双腿不停踢打，将地上的雪扬到半空中。他身穿带兜帽的黑色皮衣，生着一张有很多针线缝合痕迹和伤疤的瘦削的脸，扭曲而丑陋，但她能在那双深邃的眸子认出他真正的面目。

“您好。”她说。世上总有些命运般的相遇，只是未必如人们以为的那样美丽而正常。

来人没有回话，拖着喉咙里咯咯作响的守卫登上台阶，走到阁楼门口，从腰带里抽出把匕首，对着她比划了一下，好像是在思索怎么放干她的血更好。勒着咽喉的绳索松开了，惨叫声一时间大得可怕，守卫也挣扎着往台阶下滚去，但是，家族里没人有反应，好像是都熟睡了。她捂着耳朵，闭上眼睛，等了一会。再抬起头的时候，她看到刺客站在一旁俯视着自己。

“我觉得这把匕首比较锋利，也许也不会太痛。”薇奥拉说，“可以就用它吗？我可以忍住不叫，您一定能很快地送我离开吧？”

“这身妆容和嫁衣很适合你，像是轻柔的烟雾。”他说，“就当我被蛊惑了吧，也许我不该弄脏它。”

“仆人们给我画的，他们说这样符合我的身份，但我过去只是个乡间渔民的孩子而已。”

“我知道，”他说，“很久以前我处理过一帮寻求噩梦之理的教徒，你的生命本该因他们而夭折。”

“也许一无所知的活着就是我们这些人唯一的特权。”

“说的很对。看起来你在等待出嫁。”

“父亲亲手送了我过来，说这是我的命运。”

“你觉得这边这些睡梦中的人是你的命运？”

“据说母亲本来是他们的一员，后来她被流放了，在村落里最贫苦的渔夫家度过了一生，还生下了我。她有自己的命运，而我也有。不过，要是离开人世，也就没有什么命运再束缚我们了吧？”

“那你想看到另一种存在的方式，还是想在家族里安度余生，当一个不必再忧虑任何事的别人的妻子？”他说，手中的血甚至都还未流干。

“我能做到什么呢，先生？”薇奥拉问。

那张脸咧嘴笑了，就像在这场半真半假的游戏里发现了意料之外的乐趣。“这是一把匕首，”他说，“拿好它，对你家族里每个睡梦中的人刺下去，用他们脖子上的血洗掉你要出嫁时仆人给你化的妆，然后到我身边来。”

下台阶的时候平时要长，她发现自己一步步迈得异常吃力，攀登的时候人们总会感到大地的妨碍，可是下楼的时候又无视大地的帮助。而这时她觉得那些帮助都被撤走了。她每跨一步都比以前更加费力，直至她来到从父亲手里接过自己的守卫身旁，握紧匕首，然后往下刺去。

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不过有时候亲手了结生命的体会就是如此离奇，当你意识到所有的人最终都会踏上旅途，走向胡德之路，最终在死神的沼泽中化为乌有，生命本身似乎也变得意义浅薄了。得知此事后她雀跃不已，毕竟在被送到家族之后，她总是想忘掉命运，走出院落，走进雪地，去追寻松鼠和狐狸的踪迹。道路很长，通向一间间小屋，经过一个个睡梦中的人，送走一个个浸满血的尸身。

“你有双美丽却暗淡的眼睛，但是每刺死一个人，光华都会更亮一份。”他评价说，“就像是那种童年时经历了一些东西，以后就会走上完全不同的路途的人。想必你从来没有过任何朋友，是这样吗？”

确实如此，很难说那是称赞还是嘲笑，但自己在那段记忆中确实孑然一身，而那评价也令她眼眶湿润，不知为何感伤无比。人们为何会因年少的经历改变如此之多呢？

在道路终点，最后一扇门正立在家族的中心，只有家族未来的主人有权使用如此宽敞的卧房。房里有两扇窗户，如同神像的两只巨目。达纳尔的床铺很大，不过在这巨大的房间里并不起眼。在他床边，两个还有意识存留的人正在挣扎挪动。这没让她吃惊，既然睡梦中的人和醒来的人脖子都是一样脆弱，就没有什么好吃惊的。

薇奥拉走上前去，目视他们勉强唤醒了家族未来的主人和她本该如是的未来的丈夫，然后弯腰拍了拍下他们的脊背。两人转头看她，那是筹划宴席的管家和给自己梳妆的侍女，她希望把他们的尸体放在他俩敬重的主人脚下。

不过，待她把管家放到地上时，瑟茜却顶替了侍女的脸，从她的幻影中变幻而出。她端详了一阵薇奥拉，又端详了一阵门口的萨塞尔，不由得叹了口气。“醒来吧，薇奥拉。”她说，“虽然可以揭示秘密，但这只是一场梦。” 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在于使读者不得不一读再读。它的结局，甚或没有结局，都容许有种种解释，这些解释都是含而不露的，为了显得确有其事，便要求按照新观点再读一遍。常常可能有两种读法，因此读两遍看来是必要的。作者的本意也正是这样。但是，如果想把卡夫卡的作品解说得详详细细，一丝不差，那就错了。一个象征永远是普遍性的，而且尽管它可以构思得一清二楚，一个艺术家却只能暗示它。字面上的复现是不可能的。

此外，没有什么比一件象征艺术品更难以理解的了。一个象征始终超越利用这个象征的艺术品，并使它实际上表现得比它存心要说的更多。所以，只要不打破沙锅问到底，并不存心穷究它的潜在意义，而是不怀先入之见，让作品来影响自己，那我们就能最可靠地理解它了。特别是读卡夫卡，最好还是顺应他的笔路，从外部现象来掌握戏剧，从形式来掌握小说。对于一个天真的读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令人不安的奇闻；这些奇闻涉及这样一些人物，他们颤讨吹刈聊プ乓恍┐游唇睬宄奈侍狻凇端咚稀分校忌颉被控拆了。但他不知道为了什么。他坚持为自己辩护，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律师们认为他的案子很烦难。同时，他却没有耽误恋爱、饮食和读报。后来他被判决了。但法庭很阴暗。他有点莫名其妙。他只是猜测他被判决了，但几乎没问过判了什么刑。有时他甚至怀疑是不是判了刑，他继续活下去。过了很久才来了两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人，请他跟着他们走。他们极有礼貌地把他引到一个荒凉的效外，把他的头放在石头上，把他杀掉了。被判决的人死前只说了半句：“像一条狗”。

可见：对于一篇小说，如果它最明显的特征是自然性，那就谈不上什么象征了。自然性是个难于理解的范畴。在许多作品中，读者发现既有情节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在另一些作品中（它们当然很希罕），主人公发现他所遭遇的一切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一个值得注意、但也显而易见的佯谬是：主人公的遭遇越是不寻常，故事便越显得自然而然；它正符合人生的庞杂性与此人借以承担此种生活的质朴性之间的明显差距。看来这就是卡夫卡的自然性。正是这样，我们才确切地感受到《诉讼》所要陈述的一切。有人说过，它是人的境遇的一个复本。一点不错。但是，事情既简单又复杂。我就此想说：对于卡夫卡，小说有一种更特殊、更涉及个人的意义。当我们忏悔的时候，他在某种程度上代替我们在说话。他活着，他却被判决了。他在小说的前几页就体验到这一点，他本人在这个世界上就经历了这部小说，每当他设法改悔时，都毫不令人惊讶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于这种毫不惊讶的态度，他倒感到惊讶不已。从这种矛盾可以看出一件荒诞艺术品的最初的征兆。天才作家把他的精神悲剧具体地突现出来。而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借助于进一步的徉谬手法，就是为了复现空虚而发明颜色，并使日常活动有能力表现对于永恒的追求。

也许《城堡》正是这样，才成为一部转化为情节的神学，但首先是一个寻求恩赐的心灵的个人奇遇，是这样一个人的奇遇，他向世界万物探寻王室的秘密，向妇女探寻睡在她们身体内的上帝的标志。反之，《变形记》则是一部明察秋毫的伦理学的惊人的画卷，但它也是人在发觉自己一下子变成动物时所经验的那种骇异感的产物。这种基本的双重意义就是卡夫卡的秘密所在。自然性与非常性之间、个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性之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抵销作用，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并赋予它以反响与意义。要想理解荒诞作品，必须清点一下这些佯谬手法，必须使这些矛盾粗略化。

一个象征先要有两个平面，一个观念的世界和一个感觉的世界，此外还要有一个适合于二者的词汇。提供这种词典是最困难的。理解这两个变得历历在目的世界，就是找出它们相互间的隐秘关系。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一方面是日常生活的世界，另方面是超自然的苦恼的 世界。看来我们这里不得不漫无边际地解释一下尼采的一句话：“大问题俯拾即是。”人的境遇（这是一切文学的共同场所）经受着表现为一种基本的荒诞和表现为一种严峻的伟大。两者天然地同时发生。两者表现为可笑的分裂，把我们心灵的无限性同暂时的肉体的欢乐分裂开来。荒诞的是，心灵竟然属于一个肉体，它原本超出后者不知多么远。谁要表现这种荒诞性，必须使它在平行的对立面的运动中活跃起来。卡夫卡就是这样用普通事物表现悲剧，用逻辑性表现荒诞的。

一个演员越少夸张，便越是令人信服地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如果他很分寸，他唤起的恐惧和惊骇会是无究无尽的。希腊悲剧在这方面就很有教益。在一部悲剧作品中，命运在逻辑性和自然性的面具下变得最清楚。俄狄浦斯的命运是被预言过的，超自然的力量已经决定，他将犯下弑父娶母罪。戏剧本可以充分提示使主人公的灾祸得以一步步实现的逻辑规律。仅仅提示一下这个不寻常的命运也不致于那么吓人，因为它毕竟是个未必会有的命运。但是，一当它在社会、国家和亲昵经验的日常范围内作为必然性呈现在我们面前，惊恐就有其根据了。使人们颤厮党觥罢饩霾豢赡堋钡姆炊岳碛桑币舶啪娜沸牛罢狻笔翟谑强赡艿摹/p>

个中就是希腊悲剧的全部秘密，或者至少是这个秘密的一个方面。就是说，还有另一方面允许我们借助相反的方法，更好地理解卡夫卡。人心有一种恼人的倾向，仅仅把某种摧毁人的东西称之为命运。但是，由于幸运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按其方式来说也是不合理的。虽然如此，现代人只要认识到它的话，就都把它归功于已。此外，关于希腊悲剧所偏爱的命运，还大有可谈之处，古代传说中最受人喜爱的角色也是这样，他们（如奥德修斯）在最凶险的遭遇中又重新自行得救了。找到绮色佳的归途却不那么容易啊。

无论如何有必要抓住在悲剧事物中把逻辑性和日常性结合起来的隐秘关系。正因为这样，《变形记》的主人公萨姆沙才是一个旅行推销员。正因为这样，使他在那个变成甲虫的罕见的遭遇中感到忧虑的，只有一件事：他的上司会不会为他的缺勤而发脾气。他长出了爪子和触须，他的脊椎弯曲起来，白色斑点盖满了他的腹部，——我不能说，这件事使他骇然，这个效果未必确切，——这一切在他身上倒引起了一阵“淡淡的哀愁”。卡夫卡的整个艺术就在于这种细微差别。在他的主要著作《城堡》中，日常生活的细节又占了优势，在这部与众不同的小说中，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永远不得不重新开始，从中就表现了一个寻求恩赐的灵魂的存在的奇遇。像这样把问题变成行动，像这样使普遍事物和特殊事物相结合，还可见之于每个伟大艺术家都撤擅长的一些小手法中。在《诉讼》中，主人公也可以叫做施密特或者弗兰茨·卡夫卡。但他却叫约瑟夫·K.。他不是卡夫卡，他又确是卡夫卡。他是个普遍欧洲人。一个凡人。此外，K.这个人却又活生生地等于某个人。

卡夫卡甚至在表现荒诞时也采用这个关系。我们都知道傻子在浴盆里钓鱼的笑话；一个正在思考精神病医疗方案的大夫问他；“上钩了吗？”得到的却是一个粗暴的回答：“你这个白痴！在浴盆里吗？”这个笑话有点古怪，但它清楚地使人理解，荒诞的效果多么取决于逻辑上的过度。卡夫卡的世界实际上是个不可言说的天地，人在里面沉湎于痛苦的奢侈，在浴盆里钓鱼，虽然他明知道毫无收获。

因此本文有必要按照他的基本原则谈谈他的荒诞作品。例如《诉讼》，我可以说，它的成就是圆满的。肉体胜利了。这里什么也不缺少——不缺少尽在不言中的反抗（它就是作者是本人），也不缺少看得透、说不出的绝望（它就是创造的因素），更不缺少不可思议的行为自由，小说中的人物一直到死都生活在这种自由中。

然而，世界并不是这样封闭着的，像它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在这个没有出路的宇宙中，卡夫卡引进了一种特殊的希望。这样看来，《诉讼》和《城堡》并不完全相符。它们却相辅相成。可以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之间觉察到的看不见的进步，实际上同退避难分轩轾，恰如一次无限的征服。《诉讼》提出了一个问题,《城堡》以某种方式把它解决了。前一部按照一种似乎科学的方法描写，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后一部仿佛提供了解答。《诉讼》诊断病情，《城堡》开出疗方。但被推荐的药物在这里无济于事。它只能使疾病在正常生活中复发。它可以帮助人忍受疾病。在某种意义上（让我们想想克尔恺郭尔吧），它甚至使我们爱上了疾病。土地测量员K一心只想着使他坐卧不安的忧虑。连他的熟人都为这种空虚、为这种无名的痛苦所控制。仿佛烦恼在作品中有一个偏爱的形态。弗丽达对K.说：“我多需要呆在你身边啊，打我认识你以来，我就没离开过你。”这种微妙的药物使我们爱上了毁灭我们的东西，使希望出现在一个没有出路的世界，这种突如其来的“飞跃”使一切为之改观，这就是存在主义革命的秘密，也是《城堡》固有的秘密。

很少艺术品像《城堡》那样在结尾处显得冷酷无情。K.被委派为城堡的土地测量员，于是来到了村庄。但村庄和城堡老死不相往来。K.从各个方面着手，固执地坚持寻找一条通道，他尝试了一切办法，施了小计，探了小路，从没生过气，而是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信念，一心想去担任人家委派给他的职务。每一章都是一次挫折。但也是一次东山再起。这不是逻辑，而是坚韧不拔。正是以这种充分的执拗为基础，产生了作品的悲剧性。K.同城堡通电话，他听见一阵嘈杂的声音，模糊的笑声和遥远的呼唤声。这就足又维系他的希望了——正如出现在夏空的某种征兆，或如对我们具有生活意义的黄昏之约。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卡夫卡的特殊哀愁的秘密。此外，我们还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或者在普洛丁的景物中，碰见了同样的哀愁，即对于失去的乐园的眷恋。奥尔加说：“巴纳巴斯早上说他要到城堡去，我听了很伤心。这说不定是条冤枉路，这说不定是白过的一天，这说不定是一场落空的希望。”“说不定”——卡夫卡的全部作品也就是这个调调儿。但是，它无济于事；对永恒的追求在作品中是懦怯的。而这些生气勃勃的机械装置（卡夫卡的人物都是）却使我们想到，我们要是没有自己的消遣 ，完全蒙受神性事物的屈辱，将会变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