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 第143节 （3/4）

远东战争的爆发，俄军的失败造成了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工农运动在俄国各地开始蔓延开来，无产阶级迫切的需要一种革命理论来指导革命实践，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思想斗争才开始激烈起来。

过去三年里主张党的中央机构自外于党的列宁，也认为党内应当暂时和解，因为党需要加入到俄国革命当中去，指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列宁提出召开党的三大，讨论武装斗争等革命问题。

不过这个时候孟什维克不干了，他们认为过去三年里一直是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分裂党，所以要弥合党内的分裂状态，那么列宁就应当放弃自己错误的主张服从党的中央机构的决定。

只是孟什维克所掌握的党的中央机构并不完全支持武装斗争，不认同加入到各地的临时革命政府中去，认为这将会暴露党的力量，从而遭到沙皇政府的镇压，让党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受到损失。

孟什维克的一大批人都主张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因为他们觉得俄国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工人阶级大的多，且还能得到国外资产阶级的支持，因此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对抗得了沙皇和他的军队。

列宁极力反对孟什维克这种错误的主张，最终在伦敦召开了只有布尔什维克代表参加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公布了孟什维克分裂党的行动。孟什维克则在日内瓦召开了三大，并否认伦敦会议是合法的。

沃罗夫斯基和卢纳察尔斯基感到疑惑的就是，列宁反对孟什维克对于俄国革命的悲观失望立场，为何又会认同中国人提出的俄国革命将要失败的判断。

第513章 列宁主义的完善

对于沃罗夫斯基和卢纳察尔斯基的困惑，列宁很快就察觉到了，他不得不解释了一句，“中国同志并不认为俄国革命必然失败，而是强调失去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俄国革命必然失败。那么现在是谁阻止了无产阶级去领导俄国革命？恰恰是那些主张无产阶级无力领导革命的机会主义者。

正因为失去了无产阶级的领导，现在国内遍布各地的工人和农民暴动才不能联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推翻沙皇专制政府的革命力量。我们想要赢得革命的胜利，首先得获得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坐视工人和农民自发的暴动，指望沙皇政府自己垮台，然后去接手俄国。”

列宁说的正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民主派对于这场革命的看法，他们不想在革命中暴露自己的身影从而被沙皇政府所针对，但又寄希望于工人和农民自发的暴动能够动摇沙皇政府的统治，使得沙皇政府在政治上做出退让，从而把政治权力交给自己，这就是机会主义者所强调的机会。

自布尔什维克派在伦敦召开过三大后，列宁就一直在同这些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巴布什金发来的电报，在列宁看来正是对机会主义者最好的驳斥。

沃罗夫斯基和卢纳察尔斯基这才反应了过来，倒不是说他们看不出电报内容是有利于伦敦会议决议的，而是他们一开始没把中国劳工党视为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把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联系起来，毕竟这场爆发于中国的革命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中国劳工党正领导着一场中国的革命，这一论断其实是在劳工党宣布了土地革命纲领之后才获得列宁等人的认可的，而那时已经距离武汉兵变过去快十个月了。在这之前，欧洲方面对于中国劳工党的评价，大致类似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东方民族主义者，试图按照西方文明来改造自己的国家。

而即便在劳工党公布了自己的土地革命纲领之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没有如列宁那样判断这是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政党，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并没有无产阶级，或者说中国的无产阶级还不足以成为一支政治力量，毕竟义和团运动并没有表现出无产阶级的特征，在短短几年内中国农民不可能进化到无产阶级的觉悟。

因此，劳工党很类似于农民和资产阶级结合的一种政治力量，这样的小党在欧洲并不出奇，他们主要的政治诉求其实都是围绕着农民的利益出发的，虽然接受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平等思想，但接受这些平等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捍卫农民的私有土地，而不是实现社会主义。

这种革命其实更类似于旧的封建地主向着资本主义的农场主转变，和社会主义者所期待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完全不同的，沃罗夫斯基和卢纳察尔斯基自然不会把这种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革命联系起来，这就是他们对劳工党提出的主张嗤之以鼻的判断基础。

可如果把劳工党视为社会主义政党的一员，那么劳工党所领导的武汉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反而成为了当前唯一存活的无产阶级政权，这一无产阶级政权现在不仅活的不错，而且还有可能更进一步，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对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劳工党的声音就变得非常有分量了，毕竟劳工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并且活过了巴黎公社。从这个角度去看，劳工党对于俄国革命失败的判断，就是一个已经获得了初步胜利的无产阶级政党对正在革命进行中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忠告，这是极富有政治意义的，特别是对陷入党内分裂的俄国社民党来说。

沃罗夫斯基深呼吸了一次后，对着列宁建议道：“或者我们应当把巴布什金的电报刊发在下一期无产者报上，这对于那些还在指望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来说，这将会是极有力量的批判。”

列宁点了点头道：“这正是我想要说的。我还要发一篇评论文章，说明中国同志至少在革命的实践上已经领先于我们了，假如我们不能尽快的让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发挥出领导作用，那么这场革命将会濒临失败，这场革命的失败不在于沙皇的专制力量有多么的强大，而在于我们内部的机会主义者的软弱，使得革命失去了统一的领导而导致失败…”

听了两人对巴布什金电报的评论后，卢纳察尔斯基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向着列宁询问道：“那么关于电报中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是否也要一并刊登出来？这会不会分散党内对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权力的讨论？”

站在书桌旁，一只手插在口袋内的列宁毫不迟疑的回道：“当然也要一并刊登出来。中国和俄国一样，都是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下的多民族国家，就如同沙皇俄国是各民族人民的监狱，中国也一样是一所囚禁了各民族的大监狱。

中国同志既然能够主动的、毫不避讳的谈论民族自决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所通过的党纲中就包含了民族自决的原则问题。假如现在我们对此避而不谈，也就等于我们违背了自己提出的政治理念，中国和俄国的无产阶级就无法取得互信。”

列宁稍稍停顿了片刻，思索着对着两位同志说道：“我们应该感谢中国同志，他们对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坚持，反而维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过去我们较多的考虑了城市工人阶级的政治诉求，而忽略了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在政治、经济上的诉求。比如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还没有如欧洲那样进入到工业时代，国家经济主要依托于农业，这就意味着土地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国来说是意义重大的。

所以，中国的民族矛盾往往都是围绕着土地展开的斗争，这些民族对于土地的争夺是为了获得生存的权力，而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这点和欧洲、美国是有所区别的。欧洲和美国的民族自决主要是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独立，经济上反而诉求较小。

因此在我们看来，只要能够完成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自然也就能够满足民族自决的条件。但是在中国同志眼中，民族自决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并驾齐驱的，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有把民族自决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占据了俄国百分之五十七的非斯拉夫民族才会和我们一起推翻沙皇的专制制度。机会主义者认为，在解放了斯拉夫民族之后，他们就可以恩赐那些非斯拉夫民族以自由，这显然不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中国劳工党的出现，使得列宁稍稍把注意力放到了欧洲之外的革命问题上，因为劳工党在民族自决原则上的理论，确实要比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更进步一些，也更加的附和他对于民族问题的看法，只不过此前欧洲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主导欧洲革命的力量，因此他更在意于发动无产阶级的力量，而无暇把过多精力放在其他问题上。

此次俄国国内革命是巴黎公社之后欧洲无产阶级的又一次革命实践，俄国作为欧洲较为落后的帝国主义，也是欧洲的多民族国家，这次革命中民族问题就开始出现在俄国的无产阶级面前了。

敖德萨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转变为工农联合暴动，就是一次群众自发的纠正民族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虽然此次革命实践还没有总结出经验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一些职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已经察觉到了民族主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妨碍。

列宁称赞中国革命走在了前面并不是一种恭维，而是在描述事实。劳工党在民族自决原则上的坚持让列宁意识到，劳工党现在面对和想要解决的正是革命之后的无产阶级政权面对的民族矛盾，而这正是欧洲无产阶级尚未关注的问题，因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列宁虽然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把民族自决原则纳入了党纲，但这一民族自决原则其实相当的空泛，纯属于理论上的一个概念，而劳工党则正把这种民族自决原则变为实践活动，这就补上了布尔什维克对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实践缺失，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向前大大的推动了一步。

卢纳察尔斯基还在思考刊登劳工党的民族自决原则是否会进一步加剧党内的分裂时，列宁却已经隐约看到了革命成功之后各民族相处的一种全新模式，这种民族相处的平等模式是过去从来不曾出现的，这正代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