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6章 第176节 （3/4）

所以，农商务省所代管的工商事务，实际上已经可以重新划分出来，由单独的省部负责更能提高效率。我认为，松方幸次郎是有资格担任第一任工商大臣的，而我也和他接触过，他对于政治还是相当感兴趣的，只不过没有这样的机会而已。

我们找他合作，推举他成为工商大臣，为了避嫌，三菱商事自然就无法要求对重工业中心的主导权力了。而三菱既然不能获得主导权，那么三菱也不会愿意让三井或其他财阀获得重工业中心的主导权，这样我们就能逼迫三井做出让步。

只要三井自己失去了主导该项目的信心，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和井上元老谈一谈土地利益分配的问题。我相信井上元老不会为了一个犹豫不决的三井财阀而和我们翻脸的。这样一来，主导权就依然在我们手中了…”

第602章

涩泽荣一努力回想了一下松方幸次郎的为人，只是这位松方元老的次子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倒是其兄松方严，作为第十五银行行长倒是和他打过不少交道，一个华丽且喜欢社交的人物。

他思考了一会后不由说道：“说起来，似乎松方严更能得到松方元老的认可，如果没有松方元老的支持，光凭松方幸次郎的名望，恐怕很难当上大臣吧。松方幸次郎真的有勇气在松方元老和兄长的反对下，出面竞争大臣的职位？”

端坐在榻榻米上的林信义低着头喝了一口茶水，略显烫口的茶水穿过喉咙之后，舌底很快就泛起了淡淡的甘甜津液，身上的暑热一时也被消除了。面对涩泽的问题，他稍稍安静下来的身心很快就给出了答案，“一则我和松方严不熟，二则松方幸次郎至少有一个才能是足以出任大臣的，所以我主张选他。”

涩泽荣一马上追问道：“他有什么样的才能？”

林信义抬头看着他坦然回道：“善于接受他人的建议，不会自作主张。至少川崎造船所运行的还不错，园田男爵为川崎造船所制定的制度和发展方向并没有被改变。我们需要的是一位能够执行重工业发展规划的大臣，而不是什么有能力的领导人，那么松方社长就是合适的大臣人选。”

涩泽荣一这下倒是无话可说了，次子在家族中的地位本就不高，服从家长和作为家族继承人的替补就是次子的宿命，所以每个家族中的次子几乎都是比较温顺的，少有胡作非为的叛逆者，倒是下面的幼子因为不必承担起什么责任，也不会对兄长的继承权造成威胁，所以常常显得骄纵。

他对于松方幸次郎虽然没什么印象，但是林信义这么一评价，他就对松方幸次郎的形象鲜明了起来，这是一个典型的大家族的次子，在家长的严厉教育和兄长的忌惮下，性格上就不可避免的显得软弱了，对于他们所需要的工商省大臣而言，这确实是个优点。

林信义接着又说道：“自从武汉封锁了九江以上的内河航运后，帝国在长江流域的航运事业也陷入了困境了吧？您不是在大东汽船会社和湖南汽船会社都有入股么，您觉得接下来帝国在中国的内河航运事业上会怎么发展？”

虽然林信义这话的跳跃度很大，但涩泽荣一倒是并没有感到莫名其妙，毕竟大东汽船会社和湖南汽船会社已经成为了他的一块心病。自从共同运输社在政府的主导下和三菱航运合并为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后，涩泽在其中的话语权迅速减弱，让他一度生起了另起炉灶的想法。

作为一名资本主义者，涩泽荣一对于航运事业是有着极为强烈的企图心的，毕竟大英帝国的繁荣正是建立在其强大的航运事业上，只是共同运输社和三菱航运竞争的两败俱伤，使得日本财阀之间的竞争力度缓和了许多。

此时日本的航运事业为两大会社所控制，一个是共同运输社和三菱航运合并而成的日本邮船，另一个则是关西商会组建的大阪商船，两大会社控制了国内33条航路及3条近海航路，国内航运市场已经很难再容纳下一家大型航运会社了。

在这一局势下，涩泽荣一把目光放在了邻国的内水航运事业上，长江流域对于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航运市场，义和团事变后各国终于获得了进入长江上游的权力，于是包括涩泽在内的许多日本商人就生起了和各国竞争的念头，大东汽船会社是最早打开扬子江航运事业的日本航运公司，而湖南汽船会社则是在辛丑条约之后，日本商人对长江中上游航运事业的入侵。

只是和各国在长江流域投入的航运资本相比日本的航运公司规模都太小，日本的造船事业也难以和英、法、德这些工业大国相比，因此日本航运公司在长江流域完全处于了下风。在武汉事变之前，日本航运公司还能依靠特权打开当地的市场，但是在武汉事变之后，武汉政权强行把各国军舰驱逐出了长江中游，并顺势禁止了各国商船在长江航行的各种特权。

武汉的这些做法，受到损失最大的就是日本，法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不大，面对武汉的强势直接就退出了对长江流域航运事业的争夺，而德国和美国却从武汉的快速工业化中获得了好处，过去德国和美国即便拥有特权都难以和英法日竞争，因为英法日都占据了和中国较近的优势，法国的印度支那和英国在南洋及南亚地区的殖民地，都确保了许多亚洲内部贸易的运输业务被这些国家所垄断，而德国和美国只能从本土出口工业品到中国，自然难以和英法日的亚洲航线进行竞争。

但是武汉转向以工业化为主的国家发展道路后，德国的机器进口比例就快速上升了，再加上美国的原油及铜等原物料，中国对德国和美国的进口金额快速提升，虽然这两个国家失去了一系列特权，但反而要比此前获得了更多的中国市场份额。

英国人在长江中下游的长期经营，特别是对上海地区的控制，使得英国虽然失去了长江中上游的航运业务，但却从上海的转港贸易中分享了长江中部地区工业化带来的好处。1907年，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超过了150万吨，增加的货物数量七成来自于和武汉的转口贸易。

因此，虽然武汉强势的推翻了满清和各国达成的协议，将列强的势力从长江中上游驱逐了出去，但是面对武汉发展给各国带来的好处，各国还是保持了对于武汉违背协议行为的容忍，当然英俄在两个战场上的失败，也令各国不愿意冒险发动一场胜负未知的东方战争，特别是欧洲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

但是对于日本商人来说，没有了特权的日本航运公司无法在长江上和各国展开竞争，而日本的工业品也竞争不过欧洲的工业强国，至于说武汉需要的原油、铜料等原物料，日本也没有丰富的储备，于是日本商人所设想的在中国内水和各国展开航运竞争，并从中国内水航运事业中获得财富的想法，此时已经接近破产。

涩泽荣一试图在中国建立航运事业，壮大之后再返回日本和日本邮船、大阪商船竞争的梦想，也就此破灭。现在大东汽船和湖南汽船的股东们都在试图让政府给与航运事业的补贴，或者干脆把他们的股份接收过去，好让自己脱身。

面对林信义的问题，涩泽的第一反应就是海军或者对中国航运事业有了什么新的想法，他自然也就表态道：“就目前中国的局势来看，只要武汉崛起的势头不被打断，那么长江下游的航运事业估计各国也很难维持下去。

当武汉统一了全国，并如我国一样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那么帝国在东亚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如何让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帝国的发展保持一致，是日中和平的关键所在，所以对于中国的航运事业的控制，帝国恐怕是难以置身事外的。”

涩泽荣一虽然是日中合作的和平主义者，但是他的这种合作主义是要确保日本在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套用后世的日本人的说法，就是雁行理论，日本要占据头领的位置，而中国只能跟随在自己的身后，不应当超过或试图夺取头领的位置。

这虽然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涩泽无视了日中之间巨大的人口差距和资源差距，强行的把日本因为维新政府所形成的暂时领先地位，试图通过某种法理或道德观念让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接受日本永远领先的地位。

但是相比起那些试图征服中国的军国主义者来说，涩泽荣一已经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日本人了，况且中国人既然能够接受满洲的剃发令，为什么不能接受日本永远领先的地位？相比之下，日本人至少比作为蛮夷的满洲人要更中华一些。

这种想法在明治时代的日本人看来几乎都成为社会一致认同的公理了，宗方小太郎在所撰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一文中就声称：

满清氏元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这篇文章字里行间都带着吊民伐罪的味道，拒绝承认满人为中国合法的统治者，表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就是要从蛮族手中解救朝鲜、中国之民众。所以对于甲午战争，日本人丝毫不认为和中国人结下了深仇，李鸿章试图以中日友谊动摇伊藤博文逼迫时自然也遭到了对方的耻笑，因为伊藤博文并不认为满清有资格代表中国，也不认为中国人会为满清报仇，满清给与日本的赔款是得以延续对中国统治的赎金，不是日本向中国要求的赔偿。

所以日本人对于满清政府和汉人革命党的立场是分裂的，他们认为后者才是中国的真正代表，因此汉人革命党反抗满清是正常的，而日本和汉人革命党属于同文同种，所以自然应当支持汉人革命党，至于满清和西洋列强一样，都是侵占了中国的殖民者，只不过满洲来的较早，西洋人来的较晚而已。

但是，正因为满清没有对中国的合法统治权，所以日本想要从中国身上获取利益，满清政府就是最合适的代理人，如果汉人革命党真的推翻了满清政府，从理论上来说，日本也就失去了入侵中国的法理。这就是日本人对满清和汉人革命党复杂的立场，和前者打交道是为了利益，支持后者则是为了标榜日本是中华文化圈子的一员，所以有道义支援汉人革命党，这也是日本带领亚洲各民族反对西洋列强的法理所在。

林信义当然没法推翻这种基于文明圈子和民族主义产生的大日本意识，这只会让他成为被日本社会左右两翼共同反对的对象。对付这种大日本主义，其实最好的办法是让中国回到亚洲中心的位置，那么日本人也就能够认清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