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8章 第238节 （1/4）
但是彼得堡的沙皇和贵族眼中，俄罗斯实际上只有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两个城市之外的地方，是不值得他们去关心的乡下。在彼得堡的贵族眼中，柏林、巴黎和伦敦的新闻和时尚都要比俄罗斯领土上爆发了一场农民暴动更值得关注。
幸德秋水认为，俄罗斯的上层和下层之间的隔阂远比日本大的多，他此时倒是有些理解林信义的说法了，在极端反动的专制国家，真正的民族实际上只有两个，一个是居于社会顶层的统治阶级，另一个则是受其压迫的被统治阶级。真正的民族矛盾，应当以是否受到压迫而不是文化及语言、肤色的差别来划分。
他此前对于俄国人在战争中爆发革命虽然感到钦佩，但不能理解俄国人的想法，他个人其实也想要鼓动日本人起来反对天皇和政府，但是在战争的号召下，即便是平日最为反对天皇和政府的激进主义者都出现了犹豫，他们认为对外战争时，国民应当暂时停止反对政府，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压制住了他们的革命意识。
日本人在战争中最最激烈的主张，也就是号召和平反对战争的人道主义，而不是号召国民起来推翻发动战争的天皇和军部的革命主张。这也是平民新闻社被国民抛弃的一大原因，在战争中平民新闻社对于天皇和军部的攻击，让那些普通人中的爱国者感到了不满，从而使得政府可以趁机解散了平民新闻社。
如果不是林信义要求他离开日本，到武汉去看看中国的革命成果，那么幸德秋水觉得自己对于日本革命的前途要趋向于失望了。正是在武汉，他才真正意识到日本革命并不一定要从内部发起，如果世界革命形成风潮，那么日本也自然会受到世界革命的影响，而产生内部革命的浪潮。
作为一个日本人，幸德秋水很清楚日本的国民性就是缺乏自信，日本一切制度都是从外部输入的，即便是日本国民在精神上的寄托对象-天皇，也是从天上降下的，本土就没有诞生过一种强势的文化，所以在外部革命没有形成风潮之前，日本国民就很难接受日本革命。
中国革命对于日本人的冲击实际上是很大的，在中国革命爆发之前，反对天皇的其实主要是欧化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天皇的基础在于欧洲的共和和民主思想。而在中国革命爆发之后，普通日本人中也开始出现了，没有了天皇日本也不会毁灭的想法，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在考察了武汉的革命成果之后，幸德秋水认为林信义的主张或者才是行得通的，就是先帮助亚洲形成民族独立及革命风潮，然后再逼迫日本国内进行变革，这远比去说服日本民众反对对外侵略战争要现实的多，因为在军部的鼓吹下，对外侵略是没有什么风险的，战争胜利后全民都能得到回报。
虽然幸德秋水等进步知识分子都知道这是军部用来欺骗国民的谎言，对外侵略战争不过是拿着国民的税金和生命为军部和天皇寻求战利品而已。但是国民并不认同这一点，因为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国民的生活确实比过去有所提高。
可是只要认真的研究一下日本的经济就知道，日本国民在甲午之后生活有所提高，不过是大量的赔款补充了日本的产业资本，从而促进了日本近代工业的发展，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因为资本充足后的日本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从而让底层民众可以通过出卖劳动力养活自己，是日本平民用自己的劳动改善了生活，而不是中国的赔款让日本人享受到了战争的好处。
但是这种理性的分析，对于通过感性认识社会的底层平民来说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只要他们今天的生活比昨天好，那么即便这个政府再反动，他也觉得还是有可取之处，想要让底层民众彻底抛弃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底层平民没法维持现在的生活。
日本革命想要获得日本人的支持，就必须要挫败日本的对外侵略，只有阻止日本的反动政府从外部获得资源维持自己，那么日本的反动政府就不得不提高对于本国平民的压榨，革命也就成为了民众的需要，而不是少数革命者的号召。
林信义想要走的日本革命之路就是这个，幸德秋水等人一度认为这个路线过于复杂且极难成功，不如把精力用在发动国内的革命思想传播上。但事实证明，在日本国内，反动势力远比革命力量强大的多，他们所认为的，日本革命基础要比亚洲其他地区强的分析，在日本反动势力的打压下，远不及中国革命力量表现的出色。
中国人接触社会主义思想远比日本人落后，田均一等劳工党领导人，在创建劳工党这一组织时，大部分党员最了解的其实就是共产、党宣言，少数人则读过他写作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神髓》，几乎没人看过资本论。
但是中国民众对于满清王朝的愤怒，对于帝国主义入侵的觉醒，使得劳工党虽然没有在理论上完整的建立起革命理念，却通过打倒满清王朝，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工农国家的口号，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从而以一种迫不及待的速度出现在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武汉革命力量在初生时的弱小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勾心斗角，让这一新生力量在渡过了一次又一次打击后，迅速的强壮了起来，最终借助反对俄国入侵战争一事，联合了国内各方力量迫使清帝退位，让统治了中国200多年的满人王朝宣告了终结。
这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事实让幸德秋水不得不承认，林信义的主张还是正确的，亚洲其他地区的革命势力确实很弱小，但是他们所面对的反动势力也同样不强，日本的革命力量应当先帮助这些地区的革命力量获得成功，然后再联合亚洲各地的革命力量去获得日本革命的胜利。
而作为日本社会主义理论传播的先驱，幸德秋水抵达武汉后就受到了武汉劳工党的重视，在某个程度上而言，幸德秋水、片山潜已经成为了亚洲社会主义理论的先驱，他们在亚洲民主革命同盟中起到了和俄国社会主义理论平衡的作用。
赤塔共和国虽然在现实政治上不得不受制于武汉，但是在社会主义理论上，俄国人就先进的太多了。特别是俄国革命失败，沙皇政府对于国内的进步知识分子大加迫害，使得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者不得不流亡国外，其中一部分人就跑到了远东，然后很快就来到了武汉。
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就是在俄国革命时担任彼得堡工人苏维埃主席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这位具有深厚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老社民党员，在革命后被沙皇政府逮捕并判处流放，不过他很快就逃离了流放地，然后跑到了赤塔。
沙皇俄国对于革命知识分子的流放，几乎都是往西伯利亚边境流放，毕竟那些大批的未开发的原始森林成为了隔绝这些流亡者返回文明世界的最大障碍。不过在西伯利亚铁路建成后，流亡者逃跑的成功几率就大大的上升了，只要跑到铁路沿线就能迅速的回到文明世界，也就是欧洲地区。
不过在赤塔共和国出现后，流放者开始不向欧洲逃亡，而是直接跑向距离更近的赤塔。毕竟赤塔是革命后唯一保留下来的一个地区革命力量，跑到了赤塔也就等于重新找到了组织，可以重新投入到革命中去了。
托洛茨基就选了这样一条道路，而不是如另一个时空流亡到欧洲去了，因为他认为俄国革命还没有完全失败，可以在赤塔重新组织力量，等待国内局势出现变化时再打回欧洲去。
托洛茨基是09年初抵达赤塔的，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成为了欧俄地区流亡远东的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和远东社会民主工党的巴布什金等人形成了对抗。
巴布什金是列宁派，认为组建严密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集中党的权力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办法，但是在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上他远不及托洛斯基，此时的托洛斯基并不认同职业革命家的说法，认为党不能和无产阶级脱离，并压制无产阶级的民主，否则只会造成一个官僚化的党。
托洛茨基在革命中领导了彼得堡工人起义，在资历上就压制住了巴布什金等远东社民党员，虽然巴布什金也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火星报的创办者，但终究没有在这场革命中站到俄国革命的中心去，远东革命对于俄国革命来说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部分，它现在之所以变得重要，是因为只有赤塔共和国活了下来。
就算是巴布什金自己也承认，赤塔共和国不能代表俄国革命，俄国革命想要胜利，终究还是要看欧俄部分。因此在短短几个月里，托洛茨基就成为了赤塔工兵苏维埃的中心人物。巴布什金已经考虑辞去苏维埃主席，由托洛茨基来领导赤塔共和国了。
只是托洛茨基在这个时候却提出了要前往武汉，因为在赤塔的这几个月里他一直在关注俄国的变化，斯托雷平发动政变把国家杜马中的自由派赶下台，把权力集中在了自己手上，强行通过了土地法令。
该法案准许农民退出村社，每个农民可以取得村社的份地作为私产，并允许出卖。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农民的私人财产，从而摧毁了俄国农奴体制的残余部分。该法令迫使村社中的农民不再成为一个整体，地主和富农从农民中分化了出来，那些无地农民被迫进入城市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减轻了乡村的不满，当然这使得大量的不满者都聚集到了城市中。
俄国农民反对村社，反对的是地主和富农勾结政府官员利用村社的名义压迫自己，但是在村社中至少他们还能解决温饱。但是现在斯托雷平的改革，则干脆把村社解散，让地主和富农带着土地离开村社，把一群老弱病残留在了村社中，这样他们连基本的温饱也解决不了了。
斯托雷平在发布土地法令时说，他不会挖肉补疮，这个肉就是地主的财产，这个疮指的就是俄国村社。也就是说，斯托雷平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地主和富农过去从村社中偷窃的财产是合法的，从而拒绝了农民要求地主和富农归还村社公共财产的要求。
这当然是不能令农民满意的，但是斯托雷平在乡下建立了严密的警察制度，把大量无地农民驱赶到了城市中，通过高压手段使得整个俄国恢复了秩序，加上英国和法国给与俄国的大量投资，使得俄国经济开始恢复。
托洛茨基意识到，斯托雷平的改革已经稳定住了国内局势，在赤塔等待国内出现变乱，然后再次发动革命的希望破灭了，想要推动俄国革命的成功，需要更加强有力的革命力量的注入，光凭赤塔共和国自己是难以达成这一目的的。
而能够给俄国革命注入新力量的，显然只有武汉。在赤塔的这几个月，托洛茨基也研究了武汉劳工党、亚洲民主革命同盟的诸项政策，并通过中国在外蒙及远东地区推动的经济建设，他认为中国劳工党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有着不少问题，但方向上并未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因此是可以成为俄国革命的支持者的。
远东的社民党人对于托洛茨基主动要求前往武汉也是支持的，因为托洛茨基在赤塔提出了一个新的革命理论，继续革命论，这让苏维埃中的农民代表大为恐慌，只是赤塔苏维埃中工人代表占据了优势，使得农民代表难以反对托洛茨基，远东的农民在经历了战争后，对战争已经失去兴趣，他们只想保留当前宽松的建设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