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第55节 （4/4）

巴特利特的书虽然引起了一些讨论，但大部分读者都更愿意相信他书中，关于纳粹“似乎不想对外战争”的那部分结论，而自动忽略了他对纳粹政权本质的残酷描绘。

汉基爵士那份详尽、客观、且充满不祥预感的报告，被提交到内阁后，时任财政部常务次官 沃伦·费希尔爵士只是在文件上优雅地批上了一行字：“吾等虽须以应有之审慎，郑重申明对此卷帙浩繁之文献编纂过程中所彰示之谨严勤勉与堪值嘉许之周详审慎，抱有深切之认同，并须认可其作为关乎当下社会政治情态之观察数据集成所蕴含的内在价值；然则，鉴于当前刻不容缓之行政要务——尤指对有限行政资源之优化配置与审慎时间分配之迫切要求——已然构成优先考量，故不无遗憾地提议，宜将上述卷宗暂行移送归档存管，俾使其静候未来之恰当时机，待至相关政策拟定流程之后续阶段中，若彼时情境确证其概念框架与议题具有现实关联性，方可酌情重启对其内容之重新审慎甄别与稽考。（签名）M.F. ”

然后……这份报告便被锁进了档案柜的最深处。

而布思比，当他在下议院的议事厅里慷慨陈词，试图警告同僚们，德国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时，他迎来的不是重视，而是后排议员们，此起彼伏的、嘲弄般的喊声：“战争贩子！”“又在危言耸听！”

他们的努力，如同一颗颗投入大海的石子，只激起了几圈微不足道的涟y，便迅速地，被主流社会那更为强大的、对“和平”的渴望，所彻底吞噬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人们，尤其是那些经历了战争创伤的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希望相信的东西。而此时的纳粹德国，也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欺欺人的方式，来“配合”西方的这种幻想。

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在天幕的“帮助”下，变得比历史上更为狡猾。他对内，宣扬着种族的狂热与斗争的荣耀；但对外，他却将德国，塑造成一个“正在努力清除内乱、只求自保的可怜受害者”。

而一种更为奇特的、只有在这个被天幕所笼罩的时空里，才会诞生的现象，也开始在德国悄然蔓延。

天幕的“保护机制”，本意是人道的。但许多德国人，尤其是那些纳粹的信徒和被宣传所蛊惑的中间派，开始主动地、有意识地，去“触发”这种机制。

当天幕开始播放那些对纳粹不利的、揭示其罪行的内容时，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回避和隔绝这些“负面信息”。

有的人会立刻开始高声朗读《我的奋斗》，或者大声播放瓦格纳的音乐，用更响亮、更“正确”的声音来压倒天幕的旁白。

有的人，会选择立刻闭上眼，或者用厚厚的黑布，蒙住自己的脑袋，进行一种“物理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