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一次出现场 （1/5）

第一次出现场

电话是凌晨打来的。

徐宗燮的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屏幕的蓝光在黑暗中亮起来，像一只突然睁开的眼睛。他没有马上接，而是先睁开眼睛——黑暗中的天花板，窗帘缝隙透进来的城市微光，床头的数字钟显示凌晨一点十二分。然后他伸手拿过手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周远安。

“徐博士，第五起了。”周远安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安静的深夜里，“北方某城，旷野，男性尸体，死因疑似中毒。项目组连夜过去，车已经安排好了，二十分钟后在你楼下。”

“好。”徐宗燮挂断电话，起床。

他没有开灯。不是不需要，是他的身体在黑暗中也能完成所有的动作——从床上起来，穿上拖鞋，走到衣柜前，拉开柜门，取出深灰色的勘查服。勘查服是提前准备好的，放在衣柜最右边的格子里，和日常穿着的衣物分开。他穿上勘查服，拉好拉链，系好腰带。然后走到卫生间，洗脸，不是因为需要清醒，是因为他即将接触物证，任何面部分泌物都可能成为污染源。他用冷水冲了脸，用纸巾擦干，纸巾对折两次，丢进垃圾桶。

他拿起公文包，检查了里面的东西——记录本、钢笔、镊子、证物袋、标签纸、手电筒、卷尺。所有东西都在它们应该在的位置上。他拉好公文包的拉链，穿上外套，走出公寓。

凌晨一点三十二分，项目组的车已经等在楼下了。一辆深色的SUV，发动机在空转，排气管冒出白色的水汽，在深秋的冷空气中迅速凝结又消散。车窗摇下来，驾驶座上的人是刑侦局的一个年轻侦查员，姓陈，二十五六岁，黑眼圈很重，看起来也是从被窝里被拽起来的。

“徐博士，上车。”

徐宗燮拉开后车门，坐进去。后排已经坐着一个人了——方琤。她裹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怀里抱着一个文档袋，脸色不太好。不是不舒服，是困的。她看见徐宗燮上车，微微点头，没有说话。徐宗燮也没有说话。两个人并排坐在后座，中间隔着半米的距离，车内的安静是那种凌晨特有的安静——不是沉默，是还在睡梦和清醒之间的过渡状态，所有的人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面对新的一天。

车开了。

城市的夜景在车窗外流淌，路灯一盏接一盏地闪过，橘黄色的光在车内的皮座椅上投下一道道移动的光斑。方琤闭上眼睛，似乎想趁路上的时间再睡一会儿。徐宗燮没有闭眼，他看着窗外，目光平静，大脑在运行——不是在想案件，他还没有看到现场，没有任何信息可以分析。他在清空。把昨天的工作从工作内存中移出去，为即将到来的现场勘查腾出空间。

车上了高速。路灯变少了，窗外的景色变成了一团一团的黑暗，偶尔有一辆大货车的灯光从对面射过来，在车内投下一道短暂的、刺眼的白光，然后消失。

“徐博士。”前排的陈侦查员开口了，声音不大，怕吵醒方琤，但方琤其实没有睡着，只是闭着眼睛。

“嗯。”

“周处让我跟您说一下现场情况。报案人是当地的一个农民，早上——不是早上，是昨天早上——去地里干活的时候发现的。不对，现在过了十二点了，应该是前天早上。男性，四十岁左右，身上没有证件，暂时没有确认身份。尸体没有明显的外伤，当地法医初步判断是中毒，但不确定是什么毒。现场保护得还可以，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有物证吗？”徐宗燮问。

“有。当地技术队已经提取了一些，但没有做详细分析，等着您过去。”

徐宗燮没有再问。信息还不够，到了现场再说。

车继续开。高速路上的车道线在车灯的照射下不断向后延伸，像一条永无止境的白线。方琤的呼吸变得均匀了，她真的睡着了。前排的陈侦查员打开了收音机，音量调到几乎听不见的程度，大概是为了防止自己犯困。收音机里传出的是一档深夜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声音低沉而缓慢，像是在念一首很长的诗。

徐宗燮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他不是在休息，是在做一件事——在脑子里构建一个虚拟的现场。这是他的习惯。在到达任何一个现场之前，他都会根据已有的信息，在脑子里构建一个初步的三维模型。不是预测，是准备。当你的大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接收信息的框架，你在现场看到的每一个细节都会更容易被注意到、被记住、被关联。这个习惯是他博士导师教给他的，他用了一辈子——不，用了将近十年，已经变成了本能。

凌晨三点四十分，车下了高速，驶入一条省道。省道没有路灯，车灯照亮前方一小段路面，路两边是黑漆漆的田野，偶尔有一棵树从黑暗中浮现出来，又很快消失在车后的黑暗里。空气中有燃烧稭秆的气味，很淡，从半开的车窗飘进来。

凌晨四点二十分，车到达了目的地。

北方某城，郊区，旷野。徐宗燮下车的时候，脚踩在一片松软的土地上，不是泥土，是收割后的庄稼地残留的稭秆和杂草。空气冷而干燥，带着北方深秋特有的那种凛冽——不像冬天的风那样刺骨，但有一种更尖锐的、像细针一样扎在皮肤上的寒意。天空很高，没有月亮，星星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天幕，在城市里永远看不到这样的星空。

远处有几盏灯，是当地警方架设的现场勘查灯。白色的灯光照亮了一小片区域，在那片光之外，是无边无际的黑暗。警戒线已经拉好了，黄色的塑料带在风中微微飘动，发出细微的哗哗声。警戒线内，几名当地的技术人员正在等待，他们穿着白色的勘查服，在勘查灯的白光下像一群沉默的幽灵。

徐宗燮走向警戒线。他的步伐不快不慢，和平时一样，但踩在松软的稭秆上，脚步声变得很轻，几乎听不见。

然后他看见了姜昀夔。

姜昀夔站在警戒线外，手里拿着笔记本，目光越过警戒线，落在人群聚集的方向。他穿着深色的夹克，没有穿勘查服——他不进入内核现场，不需要。他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额前的碎发落在眉骨上，他没有整理。他站在那里，安静得像旷野里的一棵树，但他的目光在动——快速地、有节奏地扫视着警戒线外围观的人群。

徐宗燮看着他，停了一下。

不是意外，是一种确认。他在来的路上想过，姜昀夔会不会在现场。按照项目组的分工，姜昀夔的职责是观察人群、分析围观者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特征，这通常需要在案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进行——围观者还没有散去，他们的表情、动作、位置、停留时间，都是信息的来源。所以姜昀夔应该在现场。他也确实在。

徐宗燮没有走过去打招呼。不是因为不礼貌，是因为现在不是打招呼的时候。现场有自己的节奏，每一个到达现场的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徐宗燮的角色不在警戒线外，在警戒线内。他需要换上勘查服，进入内核现场，在尸体旁边蹲下来，开始工作。姜昀夔的角色在警戒线外，在人群中，在那些看似与案件无关但可能蕴含着关键信息的细节里。他们不需要打招呼，不需要寒暄，不需要确认彼此的存在。存在本身就已经是确认了。

徐宗燮走向临时搭设的勘查帐篷，从公文包里取出勘查服——不对，勘查服他已经穿在身上了，他在车里的时候就穿好了。他只需要戴上手套、鞋套和口罩。他从帐篷里的物资箱中取出一次性丁腈手套，戴上，手套和手腕之间没有缝隙，贴得很紧。然后戴上鞋套，套在勘查靴外面，用橡皮筋扎紧。最后戴上口罩，口罩的金属条在鼻梁上压紧，确保不会滑落。

他走进警戒线。

当地的技术人员看见他，自动让出一条路。没有人介绍，没有人寒暄，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谁——部里来的法证专家，物证鉴定中心的徐宗燮博士。他的名字在系统内是一个符号，代表着精确、严谨、无懈可击。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随意，也没有人需要在他面前客套。他走进内核现场，蹲在尸体旁边。